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坚持了一种列宁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策略，即旧的国家机器的摧毁和废除，新的国家机器的创立和重建。“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避免导致了对无产阶级政治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同样，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变革，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新建立，其中，政治革命是其社会主义策略的关键和核心。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①
最后，就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而言，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坚持了“多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
最初，这一有关“一国社会主义”和“多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本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设想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而是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革命，由此他们提出“多国社会主义”的问题。随后，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军事纲领》等系列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③,由此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俄国首先取得胜利。
汤普森等人倾向于“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倡导一种“民族的社会主义”优先原则。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的贫困》和《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等著作和文章中，强调民族社会主义的优先性，并以英国为界标，探讨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政治，讴歌了英国的革命精神，赞颂了英国的文化传统，肯定了英国的人民大众，认为英国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汤普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他公开宣称其理论资源来自本民族，“假如我还诚实的话，这就是我的识别力，远离了马克思、维科和一些欧洲小说家，我最亲密的万神庙将是地方性的茶会：英国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聚会，谈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尔顿；谈到人的非人性，我想到了斯威夫特；探讨道德和革命，我的脑海中远离了华兹华斯的孤寂；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运动和创造运动，我便立即回到了威廉·莫里斯。”①同时，汤普森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一种优越于美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的理智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助于英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而无需求助于他国文化。“首次我们的人民将感到他们有能力影响世界性的事件……每一点都表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最适宜采取这一主动，它也许会像打扑克那样成功降低整个权力疯狂的体系。”②或者更具决定性的是，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将有利于实施这一转变，“也许由于我们的知识，这一转变的关键也扔向了英国方面，并且世界不耐烦地期待我们开启这把锁。这一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界定的条件位于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的理智传统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环境是有利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