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汤普森提出了一种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试图通过思想的、意识的和道德的革命路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主体的思想和意志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人民的意志是否坚定，人民的思想是否一致，人民的**是否满满，似乎人民的思想、意志和**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秘诀所在。“假如英国的工人能够鼓起勇气、下定决心，那么他们明天就能结束资本主义。”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不断地处于革命局势的边缘。由于我们不敢打破与这一局势之间的惯例，政治的冷漠开始盛行。”③同样，他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尚未实现革命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对理论的实用和敌意，英国工人阶级没有了解和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也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方向或前景，它倾向于陷入一种道德的昏睡，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领导。”④显然，汤普森怀有某种人本主义、道德主义甚至是意志主义的种种倾向，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意愿和行动，尝试通过个体的道德或意识的改变来重塑整个社会的道德或意识状况，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行为。
与此相反，安德森提出了一种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试图通过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艺术，形成了一种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基础之上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认知。
本质上，安德森的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蕴含在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上。在有关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分析中，安德森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斯大林所实施的对苏联民众的集体主义的大屠杀和大清洗运动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标志。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类型，它构成了从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也是这一模式的变体，而古巴是个例外。自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就在俄国之外的东欧、亚洲甚至美洲得到了复制和扩大，它一直试图在贫穷和落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形式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社会中的暴力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因素却在相应减少。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和国家中的传播弧形构成了20世纪国家的一种主要历史类型。可见，安德森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对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某种客观的和历史的评析。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类型，其关键的基础在其匮乏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内部是俄国的极端贫困和落后的物质发展水平，外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围剿和不断包围。因此产生了这一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类型，而没有走向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类型。
丧失了人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然而，这一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批判遭到了安德森的严厉批判。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的这一批判一方面忽视了后革命时期苏联国家“物质匮乏”的前提基础和核心作用，无法形成对于苏联国家社会结构的一种充分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汤普森屈从于帕森斯的非理性主义，把道德与理性、历史相分离，只强调了历史主体或历史代理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了历史客体的必然性和基础性。因此，汤普森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仅仅局限于一种道德的评判，而没有任何历史的基础。但实际上，道德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道德的评判也应从理性上加以理解。在此意义上，安德森试图打破道德与历史，感性与理性，人本与科学之间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走向对于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科学理解与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