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安德森以阶级或集团为分割区间，划分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不同阶级，同时区分了党派、知识分子、女性、白领和蓝领等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所处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地位。在他看来，这一主体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的主体，是处于历史条件之下的主体，而不是超然于历史之外的主体，只有在承认历史决定论的前提下，才能谈论主体的目的性与创造性。“即便是在严格决定论的前提下，假如我们通过主体意味着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那么这一主体的概念也可以保留。”①同时，这一主体也是处于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的和结构的主体，很大程度上，物质的和利益的主体决定了精神的和文化的主体。“一个人的阶级仅仅只是由其所有关系网中的客观位置所构建的……其意识、文化和政治并不进入对其阶级位置的界定中。事实上，这些排除是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特征，即阶级立场极大地限制了意识、文化和政治。”②因此，这一社会主义主体不是一种个体化的存在形态，而是一种集体化的存在样态，不是一种独立性和分散性的存在基质，而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存在性质，不是一种主体化的存在形式，而是一种客观化的存在样式。这样，安德森就在历史的总体发展和社会的总体结构中确立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就社会主义的策略模式而言，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构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共同策略。然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由于对人类主体自身作用的最终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一种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由于对社会结构自身作用的最终诠释，从而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一种政治革命的策略模式。
实质上，汤普森的文化革命的策略模式孕育在这一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中。首先，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人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正如他自己宣称的：“考虑到这些前提，这是一种合理的立场，而且它肯定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但它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它来自社会学家的现实主义，并非来自诗人的现实主义，并且，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寻求联合两者。”①同时，社会主义与道德主义相互关联，或者换言之，这一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种道德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依赖于马克思主义道德遗产的复兴，实际上，这种道德遗产已潜藏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当中，只是没有被充分地表达出来。然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从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开始，就已经忽视了道德或伦理的问题。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遗产，汤普森提倡一种乌托邦的思想，认为这一思想对于道德的社会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威廉·莫里斯有关“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理解”是对马克思的道德遗产的复兴，也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必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汤普森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莫里斯的这一观点，即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不仅创造了上层建筑或道德价值，而且本身包含着一种上层建筑或道德的维度。“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生产关系同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合作的关系；存在道德逻辑，就像存在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经济逻辑一样，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