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德森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有关历史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学说。因此，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议程的关注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目的诉求和价值旨归。安德森以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纲要，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提出了诸多积极性和建设性的策略和方案。
其实，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注不仅是安德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所有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体上，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把唯物史观作为分析问题和阐述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自产生以来，在面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危机四伏、生态恶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他们从技术批判、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等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在此基础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获得人类解放的思想基础，把社会主义看作人类摆脱现实困境和实现美好未来的根本出路。由此，他们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预设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式样，构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理想国”,或者聚焦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或者聚焦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或者聚焦于共同文化的社会，或者聚焦于民众领导权的社会，或者聚焦于生态文明的社会等，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英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①
同样，安德森在《逆流中的文化》中也指出，对“未来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是英国政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如艾伦·瑞恩(AlanRyan)在《财产和政治理论》(PropertyandPoliticalTheory,1984)中追溯了两种不同的所有权概念，一种源自洛克和卢梭，一种源自穆勒和马克思，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确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只有当工作变得不再艰难，财产变得不再重要，希望在这个时代才具有吸引力和合理性。约翰·邓恩(JohnDunn)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学》(PoliticsofSocial-
ism,1984)中更广泛地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记录，论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动力仍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压力之下的根本原因，批评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败，同时指出现存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错误理解，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软弱理解。戴维·赫尔德(DavidHeld)在《民主制的模式》(ModelsofDemocracy,1987)中发展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历史类型学思想，设想了一种有关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划，试图把政治权力的自由与马克思有关经济权力的自由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基于个体平等基础之上的民主自治权力。②可见，这些著作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线索是有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和价值所在。
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诉求，从不同方法和视角对社会主义的主体建设、策略视角和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探讨，形成了英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独特景观。在此，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两种思想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如果说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出一种集体的、政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状况，那么以汤普森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呈现出一种民众的、道德的和民族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