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历史的动力学而言，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在历史意志论与历史决定论之间形成了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在对这一理论困境的解决中，历史学家汤普森总是倾向于从阶级斗争自身的作用和影响来分析历史，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退居次要位置，甚至只是作为背景性的材料而无法对历史产生任何作用，从而使历史的意志论优越于历史的决定论；而结构主义学者安德森则始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出发，把历史的结构性置于优先化和特权化的位置，而把历史的主体性置于次要性和辅助性的位置，使历史的决定论优先于历史的意志论。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安德森在强调历史决定论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历史意志论的作用，而是认为两者是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①也就是说，在历史决定论与历史意志论的解决中，安德森不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功能作用，而且也强调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作用，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历史决定论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试图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分野中形成某种架构和协调。
最后就历史的进化论而言，安德森在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多元化的理解和说明，对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做出了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对封建主义起源和绝对主义王权两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他对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类型特征给予了具体的界定，创建了一种有关欧洲地区和国家的“类型学”,同时试图创建出一种有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类型学”。
因此，安德森试图对欧洲历史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多元发展道路和规律做出说明和解释，由此形成了一种多元进化的规律和法则。然而，这一多元的进化规律和法则不是一种不受必然性制约的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在必然性原则之下的偶然性，不是一种不受普遍性制约的纯粹的相对性，而是在普遍性法则之下的相对性规律。总之，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形成了一幅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相互交织和彼此交融的辩证图景。
在对历史本体论、历史动力学和历史进化论的解释中，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存在着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在安德森看来，就历史自身而言，它是存在决定论的，而且存在着太多的决定论，既有决定性的本原，也有决定性的动力，还有可预测的未来。然而，这一历史的决定论不是某种线性的决定论，也不是某种结构的决定论，而是一种否定的决定论。“从社会来说，价值从来都不会超越这一历史与结构的背景，它们提供了唯一的论证领域(当然，就个人而言，他们能够而且经常这样做。)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线性的历史决定论，它规定了每种社会或每种统治的规则和选择，而是存在某种否定的决定论，一旦排除其他几种可能性，只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历史实施了一种永恒的选择性，它极大地限制了任何特定运动中的可能领域，但并未最终使它结构化。”①然而，这一决定论的思想早在20世纪就遭到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激烈批判。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指出：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者不断谴责一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不能想象变化，但是，历史决定论者本人也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①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把历史的发展趋势当做一种绝对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些趋势和规律能够不依赖原始条件而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向未来，这是一种无条件的预言而非一种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因此，这一历史决定论的思想背后渗透的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和法则，而在波普尔的批判中实质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和法则。
同时，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否定的决定论，而且也是一种多元的决定论，由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的多元条件所决定。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论述和评价中，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这一历史与社会的多元要素决定的必然结果和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每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②同样，安德森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一文中也采用了这一“多元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安德森的界定中，任何一场现代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仅仅是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简单结果，而是以下四种要素多元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四种参数，界定了这一可想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空间：从上层来看，它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的渗透模式；从下层来看，它是被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无法预测的存在；从内部来看，它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的排列组合；从外部来看，它是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的竞争压力。在此，这四种参数不是描述资产阶级革命的偶然要素而是必然要素。然而，每种现象都有自己的具体的特殊的多元决定要素，每种现象都与其他现象相区别。这样，这一“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就极易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和解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里，例外就是规则——每一个都是一个私生子。”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实质上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忽视了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从而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把早期的马克思和晚期的马克思加以对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片面化和狭隘化的理解和认识。他一方面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化、理性化和科学化的理论特征，但另一方面却试图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经验化和人道化的思维特征，没有给予作为社会主体的阶级意志和个体意志的充分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形成有关人类历史的道德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忽视了诸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激进思潮等文化层面的要素和成分，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层面的建构，而没有聚焦于工人阶级实践层面的建构，因而，始终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的创立而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