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历史的本体论而言，安德森把社会形态置于生产方式的概念之下，并对社会形态的整体存在和变迁做了详细研究和探讨。他采用了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认为社会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复杂化的存在，它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所构成，每一实践都具有自身的有效性和积极性。在这一结构化和复杂化的社会中，经济实践丧失了唯一的决定作用，只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时，上层建筑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获得了自身的自主性和有效性。这样，安德森在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的采用中部分纠正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模式的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内在缺陷和倾向。正如汤普森所认为的：“毫无疑问，安德森经过反思也许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一模式的不充分性，这可以在他对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在政治现象处理的真正见解和精妙之处看到。”①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把这一结构化的和复杂化的社会结构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认识，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是作为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的整体而发挥作用的，这不免带有一种整体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在这一整体主义的解释中，安德森依旧坚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视角，坚持了经济基础的优先化的位置和决定性的作用。
就历史的本体论而言，安德森依旧遵循了历史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历史过程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首先，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总体性或整体性特征，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在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存在中被集中在一起的，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在各自的整体性中来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的；其次，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结构性特征，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种由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所构成的结构化和复杂化的存在；最后，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强调了历史的物质性特征，认为尽管经济实践丧失了唯一的决定性作用，但却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存在着有关历史的总体性的或结构化的特征，但丝毫没有抹杀历史的物质性和基础性的特征，而是把这一特征看作最基本的特征，这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理论立场相一致。正如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所指出的：“他的思想是唯理论唯心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混杂的产物。”①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安德森，因为在安德森的思想中也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思想。
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的信中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随后，他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1894年1月25日)中也指出：“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