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在对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的辩护中形成了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对于这一法国以阿尔都塞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等著作中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和指责，认为“阿尔都塞的荒谬性就在于他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构造模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是一种“理论帝国主义”。①与此相反，安德森则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和保卫，并借鉴和采用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中所充分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诸如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矛盾与多元决定、决定与主导等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形成其“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中核心的范畴体系和理论资源。显然，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本质内涵。然而，安德森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假如阿尔都塞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中存在一种极端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那么安德森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中则走向了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因为阿尔都塞试图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特征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和反经验主义的错误结论；而安德森则试图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论证中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解释。由此，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中，安德森通过历史性与结构性、科学性与人道性、经验性与理论性的这些基本特征的辩证统一，使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获得了更为有效的解释力和诠释力。
最后，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在以他为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争论与交锋中，试图创造出一种英国本土化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英国的结构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线，前者是理性主义的，后者是经验主义的。同样，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的形成中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向，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与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本土化资源相结合，使英国本土资源马克思主义化，最终创立了一种英国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试图把英国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开放的体系，一种方法论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从而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
总体来看，在这一“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谱系中，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马克思主义都成为了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科学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构成了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构成了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质。由此，形成了一种极具英国特色和风格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目的在于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解和解释。
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体系，也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理论系统，更是一种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真正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