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汤普森之所以反对甚至完全拒斥这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关键在于这一理论模式仅仅表述了一种静态的社会结构，而没有论述动态的社会过程，也没有意识到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的社会主体-人的核心作用，甚至没有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辩证作用。正如他强调指出的，人才是历史的核心，正是通过人以及人的经验才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交织和贯穿在一起。“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作用——或者‘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辩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理解历史过程的核心。”③
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不同的是，安德森既没有全面“重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也没有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而是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一种不遗余力的坚决保卫。在他看来，尽管这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确实容易导致某种经济简化论或经济还原论的倾向和色彩，但这一理论模式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不是要排除对于政治、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层面的研究，而是要促进对于这些上层建筑层面的研究，甚至是要加强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和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同样，安德森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都做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在此基础上，安德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遗产做出了坚决的保卫，并在对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的地区类型和国家类型的划分中进行了历史的考证和说明，得出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谱系而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构成了安德森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多元的、不同的理论谱系的交叉作用和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安德森的独具特色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
首先，就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而言，安德森试图在对晚期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保卫中形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解和诠释。汤普森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辩护中，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总是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出发来阐述其思想，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安德森在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保卫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晚期著作中得出了一套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体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等，试图通过这些精确的社会科学概念出发来阐发其思想，形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辩护和保卫中，汤普森倾向于维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历史性和人道性等特征；而安德森倾向于保卫马克思的晚期思想，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结构性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