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包含了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倾向。在汤普森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经济范畴或经济运动的解释中，总是倾向于把所有的社会现象还原为经济现象，把所有的社会运动简化为经济运动。这里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经济”术语的习惯性解释。他们总是把经济关系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最核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把社会关系仅仅还原为经济关系，把经济关系仅仅还原为物质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还原为物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这一经济基础的范畴就极易把经济关系看作唯一的社会关系，而把文化关系和道德关系等非经济的社会关系排除在外，最终将所有的人类责任消解为一种**裸的
金钱关系。第二个问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经济运动”的解释缺乏任何的有效性，他们总是把经济运动看作历史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汤普森看来，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如果把“经济运动”解释为历史的终极原因，那么就可能像培根的第一因那样被遗忘；如果把“经济运动”解释为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它对于历史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历史主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界定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而是要说明这一历史时代的具体社会状况。同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民众所真正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的善恶程度。“对人民重要的不是它是否是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它是一个残酷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可容忍的资本主义——是人们被丢弃在战争中，面对审讯和武断的逮捕，还是允许个人和组织的部分自由。”①也就是说，这一“经济运动”的解释仅仅是在科学的历史解释的层面上才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而在主体的具体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因为它没有涉及历史时代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冲突和斗争的这一核心问题。
其次，这一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排除了主体-人的尺度，无法解释社会历史过程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法。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模式包含一种建筑学的隐喻，只描述了一种类似于建筑学的社会结构和框架，而没有说明社会的过程和变迁；
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模式排除了任何社会主体的或人的尺度，只强调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体的作用。因为人类实践对于历史的改造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此，任何有关社会历史变迁的辩证法必须包括社会主体或人的实践作用。“即使‘基础’不是一个坏的比喻，我们也必须补充说，无论如何，它不仅仅是经济而且是人——一种独特的人的关系不自觉地进入了生产过程中。”①“生产、分配、消费，不仅仅是挖掘、运输和吃饭，而且也是计划、组织和享受。想象和理智的错误不是局限于‘上层建筑’并树立于基础(包含人-物)之上，而是暗含在使人成之为人的创造性的劳动行为本身。”②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描写的法国历史那样，人类历史只能描述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及这一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的具体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