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安德森进一步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总体”的概念，尤其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多元决定”的思想和方法。一方面，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结构的统一体，也是一种复杂的统一体，是一种有结构的复杂整体，既强调了社会结构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也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宣称的：“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①另一方面，安德森不仅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存在，而且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总体断裂。或者换言之，社会总体不仅是一种“整合的总体”“巩固的整体”或“抑制的整体”,而且是一种“断裂的总体”“崩溃的总体”或“变迁的总体”。因此，安德森有关“社会总体”的研究中必然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关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的研究，一个是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研究，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两大重要内容。
对于社会主体，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并没有对社会主体做出积极有效的解释，而是走向了一种极端化的理解，并提出了“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著名论断。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结构是一种分散的、不均匀的和移心化的结构，同样，社会主体也不再是人本主义者所赋予的统一的、先验的原因，而是一种分散的、异质的结果。这样，社会主体就生活在层层包裹的社会结构之内，毫无能动性和积极性可言。就其客观结构而言，社会主体仅仅只是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占据者。对此，阿尔都塞表述道：“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由生产当事人所占据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就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support/Trager)而言，他们从来也只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所以真正的‘主体’……并非天真的人类学‘所予’的‘明显性’,不是‘具体的个人’‘实在的人’——而是这些位置和职能的规定与分配。”①就其主观结构来说，社会主体则是由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他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主体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召唤”(interpellation)过程自由地进入他所承担的位置的，“在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名义下把个体质询为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结构……是推测性的，即一种镜像结构”②。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进入社会中的，并在主观上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其实，我们只是社会位置的一个占据者和承担者，始终无法逃脱出社会所强加给我们的结构和位置，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所谓的主体仅仅只是一种幻象和假想。
对此，安德森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认为阿尔都塞过度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同时极度抹杀了社会主体的意志作用，取结构而舍主体，从而滑向了一种极端结构主义的解释。他批评说：“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①同样，与结构主义有着共同血统和渊源的后结构主义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主观主义，取主体而舍结构。安德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僵局，尽管结构主义曾许诺要超越它们，但在这一竞争领域中却从未在细节上得到解决。把语言模式当做解开‘所有神话的钥匙’,远未阐明或解释结构与主体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由结构的夸张的绝对主义发展为对分裂的主体的盲目崇拜，但并未发展关于结构与主体的关系的理论。”②
因此，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难题，安德森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协调和架构，一方面反对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对社会结构的极端强调，另一方面反对汤普森等唯意志主义者对社会主体的极度信仰。“对于历史结构必要性的义无反顾的强调，阿尔都塞更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信条，同时相应于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的经验总结——但也付出了代价，它掩盖了现代劳工运动的创造性并削弱了革命社会主义的使命。另一方面，对于人类代理人塑造集体生活条件的潜能的强烈意识，汤普森更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时代的政治品性——但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蔑视了必然王国中自我决定的千年否定。”③在此，安德森所面临的这一理论难题就在于如何把结构主义和意志主义这两种要素结合为一种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承认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体的意志论因素，从而形成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统一的科学解释。
对此，安德森在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变迁的解释中形成了一种更为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它是，而且一定是主导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社会形态的基本统一，把其客观位置分配给它之内的阶级，并在每个阶级中分配代理人。结果典型地就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为了稳定和控制这一冲突，因而在国家内外所实施的包含了压制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的补充形式就是不可取代的。但是，阶级斗争本身不是秩序维持中的首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所构建的，而非相反。
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对立所引发，前者包含了后者。当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但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典型地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①
显然，安德森在对社会存在与社会变迁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极强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基质。对于社会存在而言，其存在的总体性和结构性是由基本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其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变迁的直接动力是由阶级的政治斗争来解决的。可见，在这一结构主义的解释中，安德森遵循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路径，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与此同时，这一解释也是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一方面强调了社会结构的首要的和深层的功能作用；另一方也强调了社会主体自身的积极的和能动的创造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的这一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关系问题的终极解答中，而且体现在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关系问题的理解上。与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不同的是，安德森并没有走向一种理论上的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极端的结构主义解释，而是试图在结构主义的思想中融入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要素，实现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因此，如果说阿尔都塞是一位极端的或强硬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安德森就是一位温和的或软弱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