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中，对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安德森在这一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创立了以他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正如在法国，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以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对立，同样，在英国，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也针锋相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不仅极力批评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而且严厉批判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理论的贫困》(1978年)中，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主义体现出“理论帝国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种种倾向，两年之后，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年)中做出了激烈的反驳，认为阿尔都塞开创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事业。“这种由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所尝试的体系化的概念阐释就是一种原创的和富有成效的事业，它产生了比任何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更为具体的和精确的解释，无论汤普森能否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中列举出。其贡献的合法性和成效性至少可以在两个领域中被看到。一方面，它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种更为密切的理论考察，其中最为明晰的和批判的标准是G.A.柯亨()的哲学著作。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经验研究的重要著作：盖伊·博伊斯(GuyBois)有关诺曼封建主义的伟大研究和皮埃尔-菲利普·雷伊(PierrePhilippeRey)有关法国对刚果殖民主义影响的重建是其核心事例。”①
实际上，安德森之所以走向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因为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分析，而不像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仅仅提供了一种经验的解释或者道德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试图去融合某些历史的或经验的解释。他在反驳汤普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编撰学的解释时指出：“结果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被放弃。它自命为科学而且总是反启蒙主义的。然而，那种源自马克思的传统与这一理论相反，并且应该受到尊重……对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开放的、经验的探讨传统始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使用、发展和修正了他的概念’——肯定仍是极具价值的。”②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经验的探讨，还是理论的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于安德森而言，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面临的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他指出，结构与主体的问题“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然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机制做出统一、完美的阐释：他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又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阶级斗争。因此，安德森采用了阿尔都塞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关系问题的结构主义解释，形成了他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结构主义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