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形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中发生了重要转变，但有一点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在一致的，那就是其中所蕴藏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本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并对它做了最为深刻的诠释和演绎。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深入到科学技术、日常生活、通俗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欲奴役人、机器操纵人的现象进行了全面批判，最终创立了一种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判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所有现象中所蕴含的不是人民大众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而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统治，而且，这一统治更加隐蔽和细致，它不是由外在的压迫性力量所强制实施的，而是通过内心的一致同意来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就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①。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也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人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姆(ErichFromm)则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现代人一方面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又逃避自由，人越自由越孤独。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鼓吹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这是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颠倒了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了社会中的真实矛盾和冲突，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然而，这一全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远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由此，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作为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既不满资本主义的统治，也看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希望，最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和悲观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②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批判，但这一“批判的武器”并没有带来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究其原因，安德森指出：“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①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革命的理论，但却缺乏一种革命的策略，始终没能引起革命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