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和诠释中，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走向了哲学、美学、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研究，他们既没有提供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也没有发展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探讨，更没有走向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策略讨论。因此，就研究主题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主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其上层建筑的主题创新，他们在哲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成就，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深度。在他看来，最突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家在艺术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声名显赫，如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马尔库塞有关性欲的分析，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萨特有关匮乏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主题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问题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核心主题。“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①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方法论原则的最初论述出现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他在本书的开篇就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本的主题，即方法的研究；同年，另一位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专指方法；后来，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德拉·沃尔佩的《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萨特的《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等著作和文章中都明确指出了对方法问题的研究。可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或有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原则的研究，并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然而，在安德森看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的主题创新却包裹在一种古怪的、密码式的语言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陋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①有人批评说，这些深邃的语言风格钝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其实不然，古怪的语言往往与深邃的思想结伴而行，无论语言多么晦涩难懂，它终究掩藏不住思想自身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如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充当了工人运动的“圣经”那样，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充当了反叛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