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安德森看来，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完全等同，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在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范围内占有绝对的优势和统治的地位。他发问道：“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范围之内的全面统治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呢?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什么——以及它发展的可行性如何?”②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结构特征。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系统”。与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莫里斯、饶勒斯、威格福斯、察扬诺夫和米尔达尔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不同，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全面的、综合的理论体系，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体系。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其他卓越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如托尼、列斐伏尔、比尔德和泰勒相比，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全面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和法则。最后，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政治战斗号召”。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这三个结构性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和实践指引。
安德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它是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工程。在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或完全集中于过去”①。由此，他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走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一种革命的实践论思想，始终期待着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完美结合。
总体上，安德森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理想，试图创造出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认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革命依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实际上，这一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需要通过两大工程来实现：一个是理论的工程，一个是实践的工程，他始终遵循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内在标准，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密切结合。
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理论的工程，安德森通过其理论和编辑工作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左派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英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把英国本土传统资源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相结合，实现英国本土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当代危机的起源《国民文化的构成》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等著作和文章中，他明确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缺乏，认为需要通过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来弥补本国文化的缺憾，以创造出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来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意识和行为。因为他相信，革命的文化有助于革命的理论，而革命的理论有助于革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德森所倡导的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在英国得到了部分实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仅形成了以安德森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影响了英国整整一代左派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形成了一种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可见，在这一多元的英式马克思主义文化格局的构建中，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的作用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安德森强调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宁的经典名言，认为“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①。安德森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结合看作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标准，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体现了这一标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了这一标准。然而，这一背离同样存在于安德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这一英国繁荣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事业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和行为。这表明，理论的实践与革命的实践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分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国际的社会主义，它包含两种尺度，一种是文化的，一种是政治的。正如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的：“这些年来，《新左派评论》在所追求的国际主义探讨中包含两种尺度：在采用了一种国外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资源的意义上，它是文化的；作为对民主社会的因果解释原则，它是政治的。”②
就文化的国际主义而言，当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应用这些资源全面检验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并对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做出否定断言时，就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一种理论的国际主义。“这一理论的国际主义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正如诞生于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汇聚了三种不同的国家体系——德国哲学、法国政治学和英国经济学——因而期待它在20世纪同等程度或更大程度地突破国界而获得自由有效的发展，换言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的事。”①
就政治的国际主义而言，安德森不仅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实践，而且关注国际范围内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实践。这一国际主义的政治视野就在安德森的不同著作和文章以及《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和出版事业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诸如古巴革命、中苏冲突、中国“**”、布拉格之春，波兰哥穆尔卡叛乱、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苏联的勃烈日涅夫等，都成为了其密切关注的对象。
总之，安德森怀有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和情怀，坚定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对于民族主义情感因素的任何妥协。他总是怀有一种“奥林匹亚的普救主义”(OlympianUniversalism),试图在国际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事业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