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安德森看来，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这是确定无疑的。首先，历史事件的多变和易变并不会妨碍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有关历史的概念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再次，历史中不是需要更少的决定论，而是更多的决定论；最后，科学本身就是不精确的，“暂时性、选择性和可证伪性构成了科学事业自身的本质”③。可见，历史事实本身的多变性和偶然性不会妨碍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同样，历史知识的暂时性和不精确性也不会妨碍历史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在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应把历史事实的经验材料与历史概念的理论阐发相结合，“历史学科法庭所允许的诉求形式是双重的，‘证据的’和‘理论的’”①。因此，安德森不仅宣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下进行历史研究，而且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当做历史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即在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理论范畴和体系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历史的科学理解和认知。
从上述的争议可以看出，在汤普森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更类似于历史编撰学，它仅仅是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的编辑和整理；而在安德森的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历史科学，它试图从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中找出其中所隐藏的规律和必然。当然，安德森并没有单单囿于规律的归纳和总结，而认为历史的经验工作也同样重要。“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②因此，在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历史和理论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两极。在历史中来考证理论，在理论中来阐释历史，历史的考证和理论的阐释被熔为一炉，“现在，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③。由此，安德森形成了一种融历史与理论、经验与理性为一体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然而，这一科学的辩护和保卫并不意味着安德森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亦步亦趋和绝对服从，他同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种“严格的审查”和“批判性的评价”。在他看来，“最大的尊敬应与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把学术知识和富有质疑精神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而这一点现在尚未做到”①。他通过对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批判性审查，指出了其中所忽视的重大问题，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结构的真正分析，也没有解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列宁没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影响，托洛茨基没有预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革命问题。因此，所有这些被忽视的问题恰恰成为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对社会主义的国际守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