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这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也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新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认知和判断中。在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历史轨迹的解释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进行了一种独特的解读，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裂和转向，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所探讨的是全部人类历史或社会历史，那么马克思晚期则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研究。他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对象是“一元社会知识”(aunitarysocialknowledge),其纲领体现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最接近其观点的一个文本，它不仅仅是一个宣言式的文本，而且是对作为一元社会过程的全部人类历史进行唯物主义重建的一个轮廓性纲要。然而，马克思晚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写作中却放弃了对“一元社会知识”的追求而走向了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这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由此，汤普森走向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辩护和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拒斥。
因此，汤普森对马克思晚期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做了一一批判。首先，他认为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是充满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模式极易导致一种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运动或经济术语的机械化或教条化的解释中，总是倾向于把生产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把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还原为人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如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关系还原为经济的关系，甚至把所有的人类责任都最终消解为一种**裸的金钱关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暗含了对社会主体“人”的核心作用的忽视，认为所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所有形式的活动都是有关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主体的思想、意志和**，同样也离不开主体的行为、活动与实践，只能从主体的实践活动角度来研究。因此，汤普森指出：“生产、分配、消费，不仅仅是挖掘、运输和吃饭，而且也是计划、组织和享受。想象和理智的错误不是局限于‘上层建筑’并树立于基础(包含人-物)之上，而是暗含在使人成之为人的创造性的劳动行为本身。”①
其次，汤普森认为有关生产方式的概念也充满问题。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解释中，把生产方式的概念演变为一种狭隘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非一种广泛的历史社会学范畴，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从历史社会学的问题转变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正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错误绝对化了，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理论而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监狱”②。因而，这一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无法适用于对社会结构的探讨。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前者是指一种纯粹的经济结构，后者是指一种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这一生产方式的概念也无法适用于对人类历史过程的真正探讨，因为它只提供了经济实践的范畴，而没有为政治、文化、法律和意识形态实践提供任何范畴。“进化论缺少对于物种遗传和变异途径的解释，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缺少对生产方式和历史过程之间(部分)适应途径的解释。”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