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结论，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批评。批评者们认为，首先，安德森把对英国国民文化的总体考察与各门具体学科及其理论作品相等同，并在此清单中排除了英国的自然科学和艺术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总结出英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特征，即一种总体化理论的缺席。其次，在安德森所列出的这一社会科学的清单中，只有两门学科免受责难，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人类学，因为其精确而全面的知识对于帝国的存在来说是必要的；另一个是F.R.利维斯的文学评论，尽管其没有产生出总体性的理论，但却产生了社会批判的思想。①再者，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它所采用的方法论。从某个角度来看，为何如此广泛而多样的国民文化能够令人信服地产生对于单一学术文化的关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何这一单一学术文化的关注能够转变为一种狭隘的学术研究，而非对国民文化的一种大众说明?
对此，安德森回忆道，这一对国民文化的学术考察的基础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的社会背景，因而，对于学术文化的选择和考察实质上是对学生运动的一种自然表达。由此，安德森进入了对社会科学的总体审查中，认为英国是主要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能产生任何经典的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无论是经典的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两者都试图理解社会的总体性质，它既是工人阶级运动兴起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回应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物。然而，由于英国缺乏一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它既没有产生像韦伯、杜尔凯姆和帕累托等经典社会学家，也没有产生像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社会学的理论和学科也没有在英国大学中获得任何普遍的接受，从而使英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安德森尽管后来承认了自己的观点中存在过度依赖、部分忽略或部分误解的错误倾向，但也明确肯定了自己总的观点的正确性。他在《逆流中的文化》(1990年)一文中指出，这一观点过分依赖于帕森斯有关欧洲社会学传统的经典建构，同时在与马克思的对比中忽略了后期欧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并误解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事业，但主要的评价仍然足够正确，并得到了社会理论的比较历史的证实。正如杰弗里·霍桑(GeoffreyHawthorn)在《启蒙运动和绝望：社会理论史》(EnlightenmentandDespair—AHistoryofSocialTheory)中所指出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理智和学术的独特追求，实际上在英国是缺乏的”,在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缺乏任何革命左派的威胁和右派的一致反抗”。①
实质上，在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这一“双重缺席”的论断中，所暗含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英国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换言之，英国不存在一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他看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就如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带有某种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根本特征，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如同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带有极强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基本特质。因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只有输入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才能激发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
因此，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批判就成为其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首个步骤和前提条件。实际上，安德森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与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批判相吻合，目的是创造出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然而，一旦英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根基被完全清除之后，这种革命的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无根之基，再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后盾的支持。但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批判地继承了肇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以《新左派评论》为基地引入和译介了经典传统的著作，形成了极具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