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安德森详细审查了20世纪以来构成英国国民文化的各门具体学科，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各门学科中的“移民”现象。在他看来，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存在一种“白色移民”现象，而且这些“白色移民”学者在英国国民文化中的首创性和作用是巨大的，他们分别占据了各门具体学科的主导地位。
安德森排除了两门主要学科，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文学评论，前者由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主导，后者由利维斯()主导，凯恩斯移居到了美国，文学评论是唯一一门没有移民现象的学科。
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移民现象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社会学的本质是什么?与美国不同，英国并非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这些移民学者之所以选择来到英国主要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而英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连续的和有序的国家，因此，那些与英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在一致的知识分子就选择了英国，如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波普尔、伯林等人，而德国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和马尔库塞等人则去了法国而后去了美国；卢卡奇去了俄国；布莱希特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而后去了美国等。可见，这些选择英国的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白色的’反动移民”,而那些选择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则是一种“红色”移民。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这一选择并非“知识分子们感到无助时的一个偶然码头”①,而是他们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其思想与英国的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是极为接近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学家奈米尔(Ninemeier)就称赞英国是一块建立在习俗和直觉之上的陆地，且没有受到欧洲大陆总体性思想的破坏和污染，“现存社会形式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超越了人类的运动和精神，精神继承中的态度和休闲远远超越于任何一代的思想、意志或发明”②。同样，这一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成为了这些移民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志，并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宣称中，他们整理了过去散漫的经验主义，将经验主义凝固化和狭隘化，发起了对总体性思想的系统拒绝，取消了“总体性”的任何思想和理论。例如，奈米尔通过历史的无效说明取消了总体性的思想；波普尔(KarlPopper)贬低了道德的总体性；艾森克()把总体性还原为一种心理层面的欲望；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JohannWittgen-stein)通过一种理智的语言分析侵蚀了总体性的地位。因此，这些移民现象的社会学本质就与英国经验主义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内在一致的理论特质，它在接受经验的同时拒绝了理论，在拒绝理论的同时故意避开了理论。
安德森最后得出结论：“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是由一种缺乏的核心构建起来的——有关自身的总体理论，经典的社会学或者本土的马克思主义。”①这一双重理论的缺席就使各门学科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扭曲，哲学局限于技术的语言分析；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历史事实与科学理论相分离；美学还原为心理学等。总之，每门学科都与其他学科互不关联，并分别形成了一种分门别类、各自为政的具体化和特殊化的学科体系，而非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