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缺席的核心”,安德森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有关英国文化的总体论述延续了他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中有关英国现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这一双重缺席的秘密在于英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在英国，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全面挑战，随后，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也没有受到无产阶级的全面威胁。之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顶峰只是英国工党而非社会主义党派的运动，因而没有产生出任何经典的社会学和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在法国，一方面贵族阶级的统治秩序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全面质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受到了无产阶级的全面否定，由此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学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安德森看来，英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理智权利，拒绝承认社会总体存在问题，对于总体性范畴的一种深层的本能的厌恶表明了其全部轨迹，它从未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把社会重塑为一个整体，也从未在抽象的理论思考中把社会重思为一个整体。”①也就是说，英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在理论上发展出任何有关英国社会的总体思想，也没有在实践上重塑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一种“没有社会学的社会学”。总之，英国缺乏任何总体性的社会思想或理论，既缺乏经典的社会学思想，也缺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然而，这一经典的社会学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资产阶级的伟大理智成就，以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杜尔凯姆和意大利的帕累托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一社会学思想转移至美国，形成了以帕森斯(TalcottParsons)及其著作《社会行为的结构》为代表的美国思潮。这表明，社会学不仅是一种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而且也成为一种美国现象。然而，在这一社会学思潮的世界传播过程中，英国是唯一一个例外的国家，它既没有参与一战前欧洲大陆所创立的社会学的理智体系，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吸收美国出现的社会学思潮，从而失去了新的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时刻，乃至今日英国的大学文化体系仍没有受到社会学理论的任何影响。关键的问题在于，安德森之所以对这一经典的社会学体系情有独钟，主要在于这一经典的社会学体系是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例如，韦伯(MaxWeber)的宗教、法律和市场的社会学、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对自杀和社会团结的研究、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精英理论等都超越了具体的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而结合成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理论，这就是最为关键的和重要的创新。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而存在的，它所寻求的是对社会结构的全部重建，在统一的分类范畴体系中囊括社会存在的所有方面。因此，总体性是社会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特征。
与经典的社会学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是一种更广泛的综合的社会科学体系。如果按照列宁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综合体系，是在一种更广范围上的更大程度的综合，并在其目标上形成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韦伯或杜尔凯姆等经典社会学家的总体概念。首先，这一总体性是一种复杂的总体性或结构的总体性，它由经济层面的优越性所最终决定，并由这一富含差异的等级层次所多元决定；其次，这一总体性也是一种矛盾的总体性或断裂的总体性，是由一种复杂总体的断裂而产生的一种带有新的矛盾的结构变体。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远远超越了这一经典的社会学思想，是一种由复杂的总体化和矛盾的总体性相结合的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