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批评，安德森随之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做了一一答复。首先，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言，它不是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其次，就资产阶级文化的性质而言，清教徒主义确实是资产阶级的伟大遗产，但就其性质而言仍是一种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再者，就达尔文主义而言，它作为自然科学是伟大的成就，但作为社会科学却是灾难性的成就。当它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时产生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则演变为一套自由竞争的社会生存法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赞同了某种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具毁灭性的渗透，成了它所承受的“最沉重的十字架”。最后，对于英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用的忽视，安德森却表示了肯定，“简单来说，对于现代英国劳工运动的说明中，我们忽视了共产主义的作用。汤普森极其正确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英国共产党在劳工运动的关键时期的重要作用。”①但就英国共产党、工党和工会等组织的本质而言，安德森认为它们都共同带有某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性质，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因而，英国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
可见，在对英国现代史的考察中，安德森与汤普森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阐释模式，前者是理性主义的，后者是经验主义的。正是在这一阐释模式之上，面对同样一段历史，两人却得出了如此悬殊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实质上，在这一判断和结论的背后所揭示的是安德森与汤普森对于英国经验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在安德森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文化只体现了一种改良的和合作的思想意识，而没有提供任何革命的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因而无法产生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和行为；在汤普森看来，英国的经验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不仅孕育了革命的或激进的意识和行为，而且培育了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此，安德森得出了对英国经验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理解，为引入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源以弥补本国文化的缺憾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思想的必要基础。
(二)英国“总体化理论”的缺席
在对英国文化的总体审查中，安德森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一文中试图对英国文化的总体特征给予一种结构主义的说明。在此，“结构”一词是由列维·斯特劳斯所界定的，即对于社会事实进行结构研究的方法，它不是以对学科术语的审查而是以对学科间关系的审查为特征，其目标不是为了说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具体特征，而是为了说明英国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总体上，英国文化是以一种“缺席的核心”为特征的，它缺乏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一个是经典的社会学，一个是本土的马克思主义。①无论是经典的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力图把传统的各门学科纳入一个总体中，在概念体系中来理解社会本身，理解“结构的结构”。总之，55年来，英国的整个文化地形一直都是由这一“缺席的核心”所决定和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