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争议之处在于，当安德森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重新审视英国历史与社会时，他得出了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种否定判断和结论，因而被批评者称作“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这一历史虚无主义的判断和结论引起了汤普森等人更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的批评。①于是，汤普森在《英国的特殊性》一文中做了一一驳斥：
第一，安德森在有关英国历史“例外论”的说明中存在一种未被揭示的“他国模式”,即法国模式。以法国模式为标准，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破碎的和不完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就成了“现代历史之谜”,英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知识界”。②同时，这一法国模式变成了“一种革命的理想类型，可以对他国革命模式进行评判。不久，这种渴望整齐划一的柏拉图主义的头脑对于实际的历史就变得缺乏耐心。法国革命成为了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并通过其整个经验，提供了一种随后的冲突无法比拟的见解和预兆。尽管它是一种巨大的经验，但它并不会必然成为一种典型的经验”③。第二，安德森在有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说明中也存在一种“他国模式”,认为英国革命是一场不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汤普森看来，这一解释是极端错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真正的划时代的成就。第三，安德森在有关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说明中，只意识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时刻，而没有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的重大成就，诸如清教徒主义的革命遗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成就、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成就以及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经验等。在汤普森看来，“我们的作者所做的就是：(1)忽视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宪政制度)的重要性；(2)忽视了作为‘真正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3)忽视了三个多世纪以来英国自然科学家的成就；
(4)把经验习语与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相混淆。”①第四，安德森在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说明中，仅仅强调了费边主义的次要影响，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影响。在汤普森看来，尽管英国的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影响，并在19世纪末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实际上，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熏陶和影响。“长期以来——或者说100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劳工运动中，这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为广泛。”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