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英国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中，安德森所依据的理论资源不是源自英国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而是源自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资源，由此，他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模式。就理论范畴而言，他采用了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精确词汇，如“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在他看来，这些范畴不仅仅是抽象的和思辨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是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客观描述和真实表达；就理论问题而言，安德森采用了马克思本人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区分，同时采用了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概念达成了一致，并论述了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就理论方法而言，他采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总体性”方法，试图构建出一种有关英国历史与现在的宏观理论。正如他所表述的：“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史与空白的政治分析的巨大鸿沟是我们试图去克服的。我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关联，并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总体化’的尝试，这是学术历史编撰学加以割裂的。相反，它意味着一种对当前的结构分析。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的总体理论(integratedtheory)。”①
然而，这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析模式却遭到汤普森等人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批评，批评者们认为这一结构化的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难。首先，汤普森指责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图示化”的方法，形成了一部有关英国阶级结构的演义史，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阶级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断形成和变化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演绎中存在一种“阶级还原论”的模式。“这一模式实际上具有一种内在的还原主义倾向……还原主义是一种无效的历史逻辑，政治或文化事件按照行为者的阶级属性来加以解释。当在这些事件(在“上层建筑”中)与某种阶级利益结构(在“基础”中)之间构建出一种关系或因果关系时，那么,这一历史解释的要求——仍是糟糕的，这一历史评价——把这些思想或事件归结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征。这一还原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构建了这些关系，而在于把这些思想或事件看作本质上与诱发背景完全相同的东西——以至于思想、宗教信仰或艺术作品都被还原为它们所体现的‘真正’的阶级利益。”①对此，安德森指出，这一“图示化”的方法是对三个世纪以来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历史进行说明的一种必要压缩，如果说存在还原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范围上的还原。其次，汤普森批评安德森的分析中存在一种“经济还原论”的思想。安德森反驳说，与其说他的分析存在一种经济还原论的思想，不如说它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企图，因为“这一斗争(英国内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术语是极为宗教的，因而它比一般的政治习语更远离于经济的抱负”②。再次，汤普森指责安德森存在一种对“权力的不健康的迷恋”,对人类民众的生活质量却视而不见。在汤普森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民众的苦难史，“历史无法与隧道相比，快速列车通过隧道竞相把乘客送到阳光普照的平原。或者，假如可以的话，一代又一代的乘客在黑暗中出生和死亡，而列车仍行进于隧道中”③。然而，安德森认为他并没有完全专注于阶级权力，而是对民众的生活质量也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一点明确体现他在1961年发表的有关瑞典的文章《瑞典：克罗斯兰先生的梦想之地》(Sweden:'sDreamland &.Swe-denI&I:'sDreamland)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