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当安德森及其同事以《新左派评论》为基地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翻译和介绍到英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尤其是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之间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争论。总体上，他们进行了
三次争论：第一次是随着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的出版，安德森和汤姆·奈恩分别在《当代危机的起源》(1964)和《英国的工人阶级》(1964)中做出回应；第二次是随着汤普森《英国的特殊性》(1965)的发表，安德森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1966)中做出答复；第三次是时隔十五年之后，当汤普森出版了《理论的贫困》(1978)时，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中再次做出回答。直到此时，两派之间的争论才达成某种初步的和解，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总结的：“抛却旧的争吵，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将是有益的。”①就争论的问题而言，其中，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交锋，得出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一)英国历史的“例外论”
作为对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回应，安德森在1964年的《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对英国现代历史的独特性做出了精确的描述和概括：
在一场痛苦的、通泄的革命之后，它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结构，但却没有改变上层建筑，一个由强大的商人姻亲集团所支持的土地贵族成为英国首个主导的资产阶级，这个动态的农业资本主义把农民从历史上驱逐了出去。其成功就为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经济的“基础”(floor)和社会的“上层建筑”(ceiling)。由于对封建国家的不信任，对法国革命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地主阶级荣誉和权力的**，资产阶级赢得了两个适度的胜利，它丧失了勇气并最终丧失了身份。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和盛期帝国主义时代就把贵族和资产阶级融为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富于热情的战斗并没有获得任何协助；其努力的措施是接连失败之后的极度消耗。因此，尽管它发展了，独立了，但却从属于显然不可动摇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之内，尽管它存在巨大的优越性，但却无法改变英国社会的基本性质。①
在此，安德森把所考察的英国现代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19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首先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安德森认为，1640—1688年的英国内战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德国革命相比，早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然而，就革命的性质而言，它却是最妥协的和最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任何主要的欧洲国家中，英国拥有首个最调和的和最不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①在他看来，这一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发生于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一部分新兴贵族反对另一部分旧式贵族的斗争，而且，这一新兴贵族只是变成了资本家(capitalist)而没有成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在社会上居统治地位的依旧是贵族阶级而非资产阶级。因此，这一革命只打破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却没有改变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换言之，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的意义上是成立的，而在政治或社会的意义上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它是一场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但却不是一场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