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社会变革时代，这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被赋予了一种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这一优先化和特权化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由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先赋予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①然而，安德森在考察封建主义的总危机时注意到，当时的生产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和退步的状态：一方面，农村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封建农业的极度扩张超过了土地和社会结构自身的客观限制，开垦的荒地未得到相应的保护，肥沃的土壤被消耗殆尽，洪水和沙尘变得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城市生产力也受到了客观限制，诸如采矿、银矿和金属业等技术面临着重重障碍；此外，接踵而来的黑死病、鼠疫等外在因素的爆发又引发了劳动力的严重匮乏。所有这些因素都最终加剧了生产力自身的结构性危机，从而引发了封建主义的总危机。因此，安德森得出结论：“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并结合为一种全球性的新生产方式。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②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变革时代，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并不总是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冲破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发生于生产力之前。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由生产力中决定性的进步所引起的，而是由生产关系自身因素的衰落或崩溃所导致的。
这就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间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逻辑秩序问题，无论如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结构要素都共同具有一种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这一独立性和自主性始终是作为整体中的一个功能而发挥作用的，或者两者总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它们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共同起作用的。这里，安德森就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的思想，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尽管马克思的理论缺乏一种遗传学类型的解释原则，但它显然拥有一种观点——始于1859年《序言》,带有一种独有的清晰和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①可见，安德森的这一“修正”实质上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阐释框架，而是与其阐释框架完全一致。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评价的：“安德森的修正与马克思的总体框架是完全一致的。”②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