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在思考社会存在的整体性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在类型学的意义上理解社会革命，认为社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性的社会变迁，即从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存在状态，社会存在的本质在跃迁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在这一异质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革命呈现出不同的和多元的变迁类型和模式，可能是突变的，也可能是渐进的，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形态的“类型学”。①
(一)封建主义的类型学
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类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的这一思想，就为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对于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而言仍然缺乏足够的效力，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发展的道路千差万别，各有千秋：欧洲、美国和日本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以及美洲的古巴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加艰难曲折，经历社会主义之后又转向了资本主义。因此，要想为世界历史的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版图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解释，就不能对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研究
这一规律做出简单化的理解，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而应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都包含了复杂的多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和碰撞、交叉和融合。因而，“必须坚决抛弃任何简单的进化概念，即认为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一种生产方式完全是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而自发地产生于并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①。
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概念和理论框架下，安德森详细考察和研究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诸如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与变迁，认为这些基本社会形态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冲突、碰撞、接受和融合下形成的，同时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又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属性和特征。
对于封建主义的起源，安德森认为传统的简单进化的解释过于笼统，无法说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真正机制。在他看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时代的两种结构性要素，即在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原始部落的公社制生产方式在相互的冲突和碰撞中，经过不同比例的生产方式的重组或融合而形成的。他说道：“两种瓦解中的先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方式和古代的方式的灾难性碰撞，最终产生了遍布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西方封建主义是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融合的特有结果……”①这就意味着，原始部落制和古典奴隶制之间不仅存在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且存在一种空间上的结构关系，它们同时存在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区域。原始部落制是当时北欧的社会制度，而古典奴隶制是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制度，在不断的征服与扩张中，两种生产方式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正是在这种“灾难性”或“灾变性”的碰撞中(“灾难性”一词是相对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言),才最终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独有的封建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