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时期的定位是错误的。在汤普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真正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因为在这一时期它完成了一种新的工人阶级的身份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当地的工人协会和全国的总工会中，而且体现在1831—1832年《权利法案》的改革中。他称赞道：“工人们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永恒消失的群体。55年来，他们带着无比的坚毅培育出了自由之树。我们为了这些年的英雄文化而感谢他们。”①然而，安德森却反驳说英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的身份意识，即便在19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种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但随后也被19世纪80年代的劳工主义的身份意识所改变了。他指出：“假如我们采用任何工人阶级的两种基本尺度——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客观构成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主观构成——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英国无产阶级根本不是形成于1832年：假如它形成于1832年的话，那么它的第一个化身也被第二个化身奇特而系统地改变了。”②在他看来，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早期可以被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那么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则陷入了一种深层的停顿，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又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
同样，《新左派评论》的其他成员也表达了与安德森相类似的观点。汤姆·奈恩(TomNairn)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的时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早期的反叛期，而19世纪40年代之后它迅速变为了一个被驯服的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狭隘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适度的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维克多·基尔南(VictorKiernan)也宣称道，随着宪章运动的结束，新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重塑国民生活，而是封闭于劳工主义、自我同化和政治冷漠之中。加雷斯·斯坦门·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则把19世纪80年代之后的劳工主义的新模式称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重塑”。①
可见，在安德森对汤普森的全面批判中，对共同决定论的批判可能是三种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尽管汤普森明确宣称阶级形成是主客观环境的共同产物，但实际上他只强调了阶级形成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了阶级形成的客观要素，因而在对阶级的界定中存在一种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的基本框架，倾向于把阶级等同于阶级意志或阶级抱负，过度夸大阶级自身的历史功能和作用，最终得出某种带有欺骗性或夸张性的结论。
此外，汤普森有关阶级的这一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的界定所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忽视了阶级的客观结构和客观过程，因为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一个绝对标准，似乎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存在阶级，从而忽视了阶级形成的客观因素和条件。尤为重要的是，汤普森在阶级的界定中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但只是把它看作阶级形成的一个假设的前提，而没有充分探讨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没有使用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来定义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或者说，生产关系仅仅是汤普森所假定的一个历史前提，即生产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状况，阶级状况导致人们在阶级利益的冲突和对抗，由此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条件。当人们经历或应对他们的阶级状况时，阶级经验乃至阶级意识就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从而形成真正的阶级。在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先于阶级，而生产关系先于阶级斗争。因此，生产关系也仅仅存在于汤普森的理论假设之中，而没有成为其历史探讨的一个真正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