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安德森批判了汤普森的“共同决定论”思想。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开篇之处，汤普森宣称：“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它“在被形成时，也自己形成了自己”。①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也是主动的和积极的，或者换言之，工人阶级既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产物，也是阶级意识和阶级文化熏陶的自然结果。在安德森看来，这一宣称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共同决定论”的思想，对于主体论(主观的自由性与积极性)和“条件论”(客观的决定性和必然性)进行了双重宣誓，然而，这一双重的宣誓却仅仅变成了一种口头的承诺而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验证。首先，汤普森缺少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以及整个历史过程的考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种手工业组织、小私有者、农业劳动者、家庭工人和临时穷人被逐渐集中、分配和沦为资本的劳动条件，开始是对工资合同的正式依赖，最后是对机械生产方式一体化的真正依赖。在1790年到1830年，资本积累的参差不齐的时间节奏和断裂以及不均匀的空间分布与转换不可避免标志着这一初生的英国无产阶级的构成与特征。”①其次，他缺少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包括商业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经济和政治事实的考察与分析。“事实上，一个残酷的经济事实是，伦敦在整个19世纪仍然是一个食利者，由宫廷和城市主导的商业和官僚资本——在某些方式上更接近于维也纳或马德里而非巴黎、柏林或圣彼得堡——它是英国政治上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出现的主要障碍。”②再者，他缺少有关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论述。“事实上，西方的整个意识形态世界都被这两次巨大的变革改变了……他们的重要影响，尤其是法国革命的影响，与民众对犯罪的态度相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成来说是极其巨大的。”③最后，他缺少对19世纪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重要说明。“在拿破仑时代，由国家所系统规划和安排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也许比之前世纪的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④可见，只有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构成、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直接论述，才可能在“主体论”和“条件论”的双重决定中来裁决英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自我决定的部分。但是，汤普森却把这种复杂的主客观共同决定的整个运动变成了“遭遇与反抗的简单的辩证法”,而这一辩证法又内在于阶级的主观构成之中。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就把这一“主体论”和“条件论”的双重决定作用转变为一种主体的自我决定作用，而没有涉及阶级的客观决定作用，形成了一种主观意志论的模式，背离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