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德森而言，历史主体的概念应在历史决定论的层面上加以理解，但他并没有完全取消历史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是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他看来：“即便在严格决定论的前提下，假如我们通过代理人意味着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那么这一代理人的概念也可以保留。”①他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主体的工程：首先是一般的个人工程，如计划的制订、婚姻的选择、技能的培训，家庭的供给，取名字等。这些工程对个人而言是极有目的的事情，但却被刻写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次是一些集体的或公共的工程，如宗教运动、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外交事务、商业探险和文化创造。无论它们多么崇高或悲壮，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一种自发的范围，追求着某种局部的目的；再者是这样一些集体工程，如早期的政治殖民，宗教异端或文学乌托邦。严格来讲，这一工程的典型代表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它们始于一种自发的政治反抗，止于一种政治司法的重建。最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众的工程，即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一种试图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集体性工程，其最典型的标志是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①所有这些工程都是积极的主体性的工程，但社会主义工程与前面的个体或集体的工程性质完全不同，如果说前面的工程是在个人的或局部的层面上极有意义和目的的事业，那么社会主义工程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极有意义和目的的事业。
显而易见，汤普森的历史主体的概念是一种“自我决定论”之下的完全自由的主体，它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意志的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完全的自由意志的面貌，形成了有关历史主体的主观决定论思想；而安德森的历史主体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之下的积极的能动的主体，它在阶级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条件的限定下呈现为一种相对的自由意志的身份，形成了有关历史主体的客观决定论思想。
(二)阶级的客观决定论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给予了一种完美的诠释和演绎，并在有关阶级传统、阶级文化和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再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成长历程。然而，安德森却对这一诠释和演绎进行了尖锐批判，从“共同决定论”、阶级意识的主观标准和阶级形成的历史分期三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的批判，得出了一种阶级的客观决定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