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在它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思想文化，它始终把自己看作一种自然的身份，拥有一种固定的位置和生活方式，总是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形成和发展自己，并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因而，这一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不专注于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专注于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劳工主义试图通过点点滴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改良而非通过大刀阔斧式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妨碍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或霸权社会主义的出现。
对于这一劳工主义文化，安德森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迟钝性和特殊性限制了它的政治范围，并妨碍了霸权社会主义的出现”①。也就是说，这一劳工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根本无法产生出任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同样，作为《新左派评论》成员的汤姆·奈恩也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合作性，需要一种无阶级的革命理论。英国工人阶级“被迫形成了一种存在和意识的合作模式。阶级不是在社会中而是在它自身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组织和生活方式，这显然有别于其周围的整个文明，……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免受无阶级理论的影响，由于其全部的历史经验，它需要无阶级的理论，现在依旧如此”①。因此，安德森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性质是一种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从而与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失之交臂，最终没能促进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形成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迷失
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学考证和社会学分析中，安德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给予了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和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宣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缺失。在他看来，作为最古老的资本主义英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革命的运动，就在于没有革命的理论，之所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在于没有革命的文化。就英国文化而言，它是极端传统和保守的，既没有产生出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
在1966年《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安德森说道：“实际上，英国享有一种‘脆弱的’和‘肤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在20世纪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在本世纪也不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一种真正的、自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①在1968年《国民文化的构成》一书中，他同样指出：“英国也许可被看作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既没产生经典的社会学，也没产生任何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②时隔十二年，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又指出：“我们不是倾向于深入研究本国的历史来寻找一种更加进步的或可替代的传统，与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宪政主义弹冠相庆。对我们而言，一个核心事实是，英国是20世纪主要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民众的社会主义运动或重要的革命党派的社会，这一事业总是用来避免或做最低估计的。”③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缺乏，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己解放自己，或者说工人阶级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部灌输，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为。
然而，这样一种论断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却是令人惊讶的。难道英国的工人阶级真像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萎靡和消沉吗?难道他们自身没有值得称道的品质吗?艾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把安德森最初表述这一思想的《当代危机的起源》看作一篇“民族虚无主义”的作品，认为他为了克服老一代新左派的策略缺陷而毫无根据地取消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遗产。作为一名《国际社会主义》的成员，詹姆斯·欣顿(JamesHinton)也对这一立场给予了尖锐批判，认为安德森和奈恩在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的首要宣称中，不仅拒绝了那些或多或少的工人阶级团结的社会经济运动，而且忽视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复兴内部霸权阶级意识的增长，并且几乎完全没有提到1910—1926年的革命运动。这是左派着手评价他们自身遗产的奇怪方式。①
更多的指责来自英国老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国的特殊性》和《理论的贫困》等著作和文章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给予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构成的三大要素：一是传统的清教徒主义的激进革命思想；二是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意识；三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意识。在汤普森看来，首先，英国工人阶级享有一种传统的自由、权利等革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19世纪)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出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②其次，这一革命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文化，而且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熏陶和塑造。“长期以来——或者说100年来，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一种吸引和排斥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都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样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劳工运动中，这比我们作者所设想的更为广泛。”①最后，这一英国的传统文化在人性、民主、自然权利等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们无法忘记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更广泛的要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②因此，汤普森得出结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合法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通过革命的行为赢得革命的胜利，最终自己解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