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一种不变的合作的阶级意识和毫无霸权的意识形态”①。对此,安德森分析了两大历史性的构成要素:一是英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缺乏。自16世纪以来,英国就缺乏一种真正的独立的知识世界,正如诺埃尔·安南(NoelAnnan)所清晰刻画的:“这就是贵族制,它是安全的、已创建的,与英国社会其他部分相类似,习惯于负责的和明智的言论,并且怀疑偶像破坏论的思想。”②更为重要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借鉴的革命遗产,“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几乎为零…从政治上来说,清教徒主义就是一种无用的热情”③。在晚期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批评,但没能与工人阶级力量相结合;费边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力量相结合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但却受到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乏。当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形成和上升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缺乏的;当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处于低潮和衰退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日趋成熟,因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相互分离和彼此割裂的关系之中。同样,作为工人阶级的最具优势的居主导地位的政党组织,英国工党的主导思想也仅仅只是费边主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等相混合的产物。因为工党这一名称实质上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既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党派,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是工人阶级的党派,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普遍的利益,而是一个有限的利益,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一个现存的社会。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始终没能创造出一种革命的和霸权的意识形态,而是形成了一种合作的和改良的意识形态。
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一合作的和改良的意识形态就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激进的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革命的普遍原则是被法国工人阶级用来反对首次宣称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他们创立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直接反对革命的开创者。在英国,一个懒散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一个从属的无产阶级。它没有传递任何解放的冲动、革命的价值和普遍的语言。相反,它却传递了一种致命的功利主义的萌芽……”①实际上,法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源自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英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形态直接附属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前者是革命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后者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从而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在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创造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英国,合作的资产阶级创造出了合作的无产阶级。因而,“据称,很大程度上,在本世纪一直扎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独特而连贯的意识形态直接附属于上世纪独特的、连贯的和不成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②。这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不仅为资产阶级设定了某种内在的局限,使它没能战胜贵族阶级而成为社会的霸权阶级;同样,这一意识形态也对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它没能战胜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霸权阶级。因而,安德森所继承的理论遗产就不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合作的改良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