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绝对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安德森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视域内展开分析和研究。在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中，形成了一种基于“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
就历史的研究理论而言，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历史巨著中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做出了完美的解释，那么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史学著作中则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形态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表述。在他看来，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是欧洲地区所特有的社会形态，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样既避免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所蕴含的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简化论的色彩，也凸显了政治、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的特征，由此走向了一种整体论的有关社会形态的科学理解和解释。
就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言，在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下，安德森不仅对欧洲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给予了科学性的理解，而且对欧洲之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做出了探索性的解释，形成了有关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解释。在对欧洲地区和国家文明的论述之外，安德森还对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提出了轮廓性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如果把这些文明统统归入马克思曾使用过的一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错误的，用它来指称欧洲之外世界上其他一切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在程序上有一个十分显然的教训，即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格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①因此，安德森不仅试图为欧洲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建立一种社会形态的“类型学”,而且试图为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类型学”,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进化规律。实质上，这一解释是对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内在承继和发展，既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和解释。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随后，他在其书信中强调这一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规律主要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国家，而不能随意扩展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和国家。马克思在《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