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阶级文化而言，安德森参照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和范畴。在对“霸权”术语的使用中，安德森区分了霸权阶级与合作阶级，形成了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一种总体理解和认识。就霸权阶级而言，它形成了一种剥削和压迫的统治秩序，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的统治，也是一种文化的统治；就合作阶级而言，它被束缚于这一统治阶级所创造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内，不仅从政治上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从文化上自觉认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质上，在安德森的这一霸权阶级和合作阶级的概念中蕴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划分，承认了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剥削和压迫，就这一点而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然而，这一霸权阶级与合作阶级的概念又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统治思想，因为它更多地强调了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在此意义上，安德森进一步强调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凸显了阶级的文化统治，在阶级的文化统治的基础上突出了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和作用，以此来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独裁制国家之间的显著区别。由此，安德森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的视域之下重建了阶级权力的理论，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既是强制性的，也是说服性的，因此形成了一种文化政治学的解释模式。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霸权概念，汤普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在他看来，安德森在对“霸权”概念的使用中存在一种“偷梁换柱”,即把名词性的霸权概念转变为形容词性的霸权概念，从而形成了有关“霸权阶级”的理论认知。实际上，这一霸权概念是指一种阶级的霸权，而非霸权的阶级，它只与国家权力或阶级权力相关，因而能够说明俄国独裁制与西欧霸权制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霸权阶级的概念暗含了一种统治制度，把统治制度仅仅看作统治阶级的表现，而非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彼此斗争和相互调和的结果。“我无法接受西欧某些结构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圈中的这一流行观点，即霸权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或是除知识分子以外的所有人——直达他们经验的门口，从一出生就在其心灵中植入了服从的范畴，这是他们无力摆脱，他们的经验也无法纠正的。”①因此，在汤普森看来，霸权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另一个阶级处于服从地位，它不是一种囊括一切的秩序，而是一种极为有限的秩序，在它之外存在着一种自主的、活生生的民众文化，这一霸权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关系。
对于这一批评，安德森也做了回应，认为这一“霸权阶级”并非是自己的独创，而是葛兰西自己所采用的。最初，葛兰西在有关启蒙运动的论述中明确使用了这一霸权阶级的概念：“逐渐地，一种新的精英出现了，他们不仅对‘合作的’改良感兴趣，而且倾向于把资产阶级设想为民众力量中的霸权阶级。”①同样，葛兰西在有关雅各宾派的论述中也使用了霸权阶级的概念：“雅各宾分子不仅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使资产阶级成为了主导阶级，而且他们做得更多，他们创造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使资产阶级成为了民族中的霸权阶级和领导阶级。”②显然，这一霸权概念成为安德森考察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理论预设，使他陷入了一种深层的霸权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而没有看到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自身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乃至得出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