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安德森一方面探讨了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和位置结构，另一方面探寻了阶级形成的主观要素和主观意识，试图在客观因素与主观要素、客观条件与主观意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形成有关阶级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其中，这一解释中蕴含着一种极为深层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因为他把阶级置于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结构位置中来看待，认为阶级主体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占据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相一致，依旧遵循了某种客观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经典视角。同时，这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整体论的研究范式，试图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关系中来界定和解释阶级以及阶级的历史与现实的形成与发展，以此形成有关阶级主体的辩证图景。
其次，在有关阶级意识与阶级文化的解释中，安德森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点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了考察分析，对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劳工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对比说明，得出了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判断和结论，由此形成了有关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结论。
首先就阶级意识而言，安德森参照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阶级意识的论述，这在《当代危机的起源》第二部分中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霸权”的标题中可以明确看到。在此，安德森采用了卢卡奇中有关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认为阶级意识在阶级革命的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卢卡奇自己所认为的：“当向‘自由王国’过渡的时刻客观上到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盲目力量将盲目地、用不断增长的、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死亡，而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①如果说卢卡奇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意识到无产阶级意志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那么安德森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认识到无产阶级意识的合作性和改良性，就这一点而言，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不同的是，在卢卡奇看来，尽管无产阶级受到了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全面限制和束缚，但它能够借助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自动获得一种革命的阶级意识和行为，从而自己解放自己；而在安德森看来，英国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合作主义和改良主义意识的全面限制和束缚，它无法获得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和行为，最终自己无法解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