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其组织问题而言，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新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老一代新左派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他们都拒绝构建一种独立的党派或组织。1956年之后，英国老一代新左派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拒绝中不仅滑向了对列宁主义的拒绝，也滑向了对构建任何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的拒绝。汤普森认为，新左派不会主动提供一种可替代的党派或组织，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最好不是通过联合任何党派或组织来完成。两年之后，他希望在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建立联系，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给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大众。在他看来，“我们的读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的读者能够从分散的讨论走向政治的组织……我们现在必须应用这一思想，把它传递给更年轻一代的和传统的工人运动。尤其是我们必须在新左派和产业工人阶级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①。直到1960年，汤普森则认为把工党转变为社会主义进步的代理人是可能的，因为“工党正在停止提供一种管理现存社会的可替代方式，并开始寻找一种可替代的社会”②。然而，这一和平的改良计划却在1961年工党的斯卡伯勒会议上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英国老一代的新左派始终都没有提出任何构建独立的党派或组织的思想。
同样，这一组织问题也体现在安德森有关社会主义策略的构想蓝图中。在1965年《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中，他提出必须要创建一种社会主义的霸权党派，认为这一霸权党派是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整个制度范围内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其行动的弧线不仅包括**裸的国家制度，同时也包括市民社会的复杂景观。这一党派既不会束缚于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也不会局限于任何一个被统治阶级或工人阶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霸权党派必须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培育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其主要任务就是使“社会主义成为每一个知识团体中积极的和有活力的存在”,在社会中发挥一种关键的和核心的影响和作用。因为按照葛兰西的思想，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是意识形态形成中最具决定性的尺度。但在安德森看来，英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知识界，他们是“小气、无效和庸俗的”,因此，英国工党要想成为一个霸权党派，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知识界，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霸权党派。与现存的工党对于宪政议会的崇拜不同，这一党派将与市民社会的生产生活经验息息相关，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民众主义的党派，一个极富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一个极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党派。然而，工党始终没有成为这样的霸权党派，因为它始终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狭隘利益，维护的是工人阶级的狭隘意识，因而工党作为霸权党派的代理人就是不充分的和失败的。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也没有把这一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作用，赋予英国共产党这一具体的党派和组织。如果就英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党派能否对英国社会的其他部分，诸如工会、工党，尤其是工人阶级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呢?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受到了这一党派及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那么,英国的文化景观中是否会包含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素，抑或说英国文化生活是否会受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然而，在安德森的理性认知中，英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是被极大忽视的，甚至是被完全漠视的，他既没有说明英国共产党在英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在英国主导文化中所占据的一小块飞地。
因此，安德森既没有在英国工党之外构建出一种霸权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更没有借助于英国共产党创建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党派或组织。他在具体的党派或组织的构建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策略建议，甚至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这些问题。最终，安德森只是把这一社会主义策略的思想置于一种更加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置于新左派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之上。在他看来，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既不应该联合工党，也不应该联合任何革命组织，它应该等待大众来发言。
总之，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否需要构建一种独立的党派或组织的问题，安德森基本上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或许正是这一党派或组织的缺乏，安德森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策略就失去了最重要、最现实的武器依托，从而始终停留于理想的王国而没有走向现实的王国。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必须直接产生出一种组织的武器。对此，布莱克里奇(Blackledge)评价道：“事实上，由于与党派构建行为的分离，安德森的思想从未从抽象走向具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