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的内在矛盾，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aelMann)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和明确的说明。他在《西方工人阶级中的意识和行为》(ConsciousnessandActiongAmongWest-ernWorkingClass)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意识存在四种形式，一是简单的有关阶级身份的意识；二是更高的有关阶级对立的意识；三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有关社会总体的意识；四是有关革命的意识。但在他看来，在现代工人阶级的这四种意识之间存在一种截然的对立和矛盾，“那些最异化和最绝望的人们是最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们；而那些对权力最自信和对目的最明确的人们则是最不愿意看到和走向绝望补救的人们”①。也就是说，那些最具阶级身份和阶级对立的人们是最没有总体意识和革命意识的人们，也是最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们，而那些最具总体意识和革命意识的人们则是最缺乏阶级身份和阶级对立的意识的，也是最不愿改变现状的人们。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甚至暴力的斗争传统，但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大霸权之下，即便存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对立，存在着工人阶级向集体身份和集体组织的转变，也未必会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行为。因此，曼恩最终得出结论，在目前工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以某种庸俗化的改造世界的要求来衡量工人阶级，这样必然会削弱反资本主义的部分力量，而是应该竭尽全力集聚所有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最终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就其策略角度而言，安德森为我们提供的策略仅仅只是政治的，既非经济的，也非文化的，这样就低估了经济和文化的政治尺度。对于经济斗争，基尔南(Kiernan)表述道，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首先是经济利益的诉求而非政治利益的获取，是“‘有关先令或美元的争吵，它完全远离了幻象或理念’,工人的要求更多的是集中于工资调整，而非任何政治问题”①。对于文化斗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认为，工人阶级首先应该聚焦于文化领导权的认可，而非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把其关注聚焦于领导权的斗争而非作为核心革命策略的压迫是正确的，在这些国家中，统治的关键在于大众的服从(和分裂)地位。因而，领导权的问题不是革命者如何掌握权力，而是他们如何被接受为指导者和领导者。”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