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客观结构地位和主观经验意识的详细考察和论证之后，安德森找到了英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停泊处。在他看来，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一个既没有产生任何经典的社会学，也没有产生任何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英国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是极其薄弱的，它总是带有某种鲜明的改良主义与合作主义的经验色彩，根本无法承担起武装英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任务，并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和行为构成了一种深层的阻碍和极具毁灭的力量。据此，安德森所开出的良方是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弥补本国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缺憾，创造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激发起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然而，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构建并没有带来安德森所期盼的结果。后来，他也冷静地承认了早期努力的失败，认为“由于创作于反叛的时代，在极端的精神下，对所选目标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一总体拒斥的代价是对本国的简单或误解，批判的夸大同时伴随着理疗的过度自信——一种理论的必胜信念并无助于所倡导的激进替代”①。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安德森的革命主义的理论策略与革命主义的激进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固有缺陷和局限。
因此，这里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安德森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构建要基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建的结果如何?更确切来说，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塑造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为方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正如历史所证实的，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入并没有带来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良好记录。尽管英国从1974年到1976年爆发了由煤矿工人所引发的全国大罢工，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之后也基本上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推动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方面的作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正如英国的右翼学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所质疑的：“如果一种健康的文化仅仅只能由一种‘总体理论自身’加以担保的话，那么,密涅瓦的猫头鹰已在黎明中翱翔了。”①当然，这其中包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原因。正如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评价中所指出的，尽管它创造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批判理论，但却缺乏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即便对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指导也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有效指导。
如果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做进一步追溯的话，那么,它不仅是这一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原因，而且也是英国工人阶级自身的存在与意识的矛盾和问题本身。
首先，就英国工人阶级自身而言，第一，其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变成了橄榄型，不仅有蓝领，还出现了白领，而且后者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前者的数量，工人阶级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再完全一致，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主体身份；第二，资本主义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统治对工人阶级施加了某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三，从工人阶级的意识层面来看，尽管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内感受到了诸多的矛盾和苦难，但他们并不愿意采取直接行动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而更愿意以和平的手段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因为革命可能更多地代表流血和牺牲，如果通过和平的手段，将是两全其美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