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霍加特聚焦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倡导新文化生存方式，强调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为广泛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他尝试打破传统的文化分析方法，把文化实践纳入文化研究主要分析的范畴，从而开创了独特的理论话语，赋予文化更为宽广丰富的价值和用途。他的文化实践思想引起并促进了英国左派对文化研究的转向，迎来了文化研究的繁荣期。
(三)从人的全面解放导引文化发展方向
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全人类的解放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义，从“类”的意义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这里不仅包括了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还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解放。同样在霍加特看来，“人的解放”是大多数人的解放，是人民的解放。而精英主义者竭力维护的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他们通过文化来压制多数人的自由，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精英主义者强调少数人的发展和自由，迎合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极端片面的发展，利用文化来维护少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维护旧的文化秩序。而霍加特站在使多数人幸福的角度，将人们从专制、压迫的力量中解放出来。
霍加特敏锐地觉察到文化日益成为一种商品生产获取更多商业资本的危害，以交换价值为主导地位使文化本真意义丧失的危险。他主张文学、艺术作品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反对以交换为目的的文化生产。他强烈反对把文化作为当权者统治人民的价值判断和自主意识的工具，也反对文化价值自由和无涉的观点。他所支持和倡导的是文化实践者自主文化判断的能动性和树立文化审美价值的双向发展，构建以解放人类生活为目标的文化发展之路。他倡导以人的全面解放指引文化的发展，从而恢复文化发展的价值理念，维护文化的审美标准，捍卫普通人的文化价值。霍加特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所承担的社会意义，正确指向的文化实践方式有助于揭示社会价值秩序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们的现实生活。
第一层，人的解放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整体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写道，“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同样包括文化上的解放。霍加特正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识到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不再表现得那么尖锐。霍加特意识到随着物质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淡漠，甚至安于现状，这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侵蚀的结果。霍加特重申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人全面、自由的解放，提倡人的平等不仅仅是财产平等，更应当有表达自我意愿和思想的平等。霍加特试图通过文化实践使人们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得到整体意义的解放。
第二层，霍加特提倡的人的解放是“类”意义上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以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统治工具来操控人民，但他们更加强调个体的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保持个体的自由和尊严问题，以个体的幸福为准则，进而批判西方社会的一体化的思想。霍加特则不同，他更强调“类”意义的解放，是全人类意义上的解放。他提出了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即人类通过文化建立共同体，有共同的文化标准、文化追求，从而达到公平、有序、合理的社会，实现“类”意义上的解放。
可以看出，霍加特所主张的正义社会就在于让更多的人感到快乐和幸福，他从文化的视角，以“类”的意义提倡人的解放，使人们认识到不仅精英文化有意义，同样普通人的文化也具有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将“精英主义”与“精英文化”区别对待，指出文化实践的目的不是把“精英文化”或一个时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消除掉，而是把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成果从少数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变成全社会人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他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就在于能够打破现实世界的垄断，使人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确定自我存在感。伴随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人们将重塑和创作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例如以日常生活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曲、民谣、舞蹈，从而彰显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表达自我的存在或者与物化世界进行斗争的精神。
正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是确保每个人得到他们道德上的东西，而是创造出一个共同体，建立一个具有内在特质的共同体文化，而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兼容了诸多‘不同’的共同，是一种异质的和谐共存状态，绝非一种同质的同一状态”①。霍加特倡导文化是平常人的观念，就是要打破精英文化与普通人文化的界限，提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使一切文化成果为人们共同享有、共同创造，最终建立文化的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文化实践主体问题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核心所在，贯穿于他整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之中，是其思想产生的发端、关节点和目的指向最为重要的部分。在霍加特的学术研究中，关于精英主义文化观的批判、文本阅读的有效途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批判、文化政治实践、对相对主义暴政的批判等主题，都集中体现了他对文化主体问题的探究。与此同时，他对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文学、文化与社会等重要关系问题，也主要围绕着文化主体的维度展开研究。更重要的是，霍加特文化实践引发整个社会变革的目的主要诉求，就在于一系列关涉文化主体整体意义的变革，即唤醒文化主体的主体意识、提升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力、变革文化主体的思维方式，从而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主体。
本章阐释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最为倚重的问题之一，即人类追求文化的本质旨归指向何处。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生存意义的关怀。本着这一文化理想信念，霍加特探究了文化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精英主义者对文化绝对持有，将工人阶级文化排除在文化版图之外；另一方面，“无阶级的”现代性社会正在用同一化的手段干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使工人阶级主体意识陷入“失去张力”的危机之中。霍加特要为工人阶级文化辩护，竭力摆脱精英主义文化秩序所限定的文化等级关系，以及相对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他倡导微观主体的文化实践意义，为工人阶级自主文化实践寻找有效途径，使工人阶级看到自身文化的曙光。
在整个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中，文化主体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化实践思想变革了文化研究的主体指向，提供了变革文化主体意识的有效手段，从人的存在出发理解文化，以人的实践本质创造文化，从人的全面解放指引文化，为最终实现人整体意义的解放获得现实力量。不仅如此，在对文化实践主体进行变革的同时，使得文化实践对象产生了变革，实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双向意义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