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内涵的不同解读，致使文化主体的指向大相径庭。霍加特在对文化主体附属地位的批判中，通过深化文化的实践内涵，使文化群体向文化实践主体进行转变，由此确立了文化实践的主体指向，即指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文化实践者。
(一)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
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被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决定论的关系。同样在此影响下，英国执行了共产国际奉行的“阶级对抗”的路线，结果造成对自身发展的严重伤害。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文化被狭隘的理解成为经济关系之下附属的存在物，文化与现实生活相分离，完全成为一种精神生产，忽略了文化在社会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人与物的关系的片面强调，漠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人成为简单的物化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元社会的发展。霍加特、威廉斯等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从单一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总体性革命。在面对20世纪现代性社会诸多问题时，他们力图从深入生活的方法，找到一条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他们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社会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单一的社会经济生产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文化问题。因此，他们对现存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批判，从文化的层面进行了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社会批判等多维度的文化批判。他们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仅关注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是以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思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思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霍加特强调文化的实践过程，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并不否认历史过程存在着决定性的因素和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冲破这种单一的决定关系。他认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文化不是单一的被决定的力量，而是人们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统一的过程。
诚如霍加特所述，“对文化研究来说，选取了非常平凡的工人阶级群体，通过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人生态度，尝试再现他们的生活氛围和品质”①,他视角下的文化概念不是单纯独立于人类生活活动之外的模型，而是在人类不断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稳定的生活方式。霍加特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为例，指明文化即代表了不同群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人的实践模式，它内化于人的生活，并自发地表现出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以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颠覆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幻想，证明现实的社会是实践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整体，无法截然分割为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开辟了文化研究的社会主义左派新方向”①。虽然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但是人的存在不仅在于发现规律，还在于能动的创造，而文化实践就为人能动的选择和创造留下了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