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霍加特分析了“工人阶级中间微妙的变化和阶级内部的差异”①,认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工人阶级进行统一化、一般化的叠加，而是在工人阶级具有的生活特质中，探究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阶级意识和价值系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观察、审视社会。正如威廉斯的“情感结构”②,“一种文化上的假设，实际上源于一种试图理解一代人或一个时期的这些因素以及它们的联系……起初它比对社会的更为正式的结构化的假设要单纯一些，但是它对于文化的实际范围的描述是更为充分的”③。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与霍加特的观点存在某种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对理解某一群体的意识形态而言，日常生活的共同经验和感受更为重要。
其二，“新”态度缺乏主体的使命意识，“犬儒主义”随之出现。虽然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目的和自我觉醒意识并不强烈，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而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大众读物，它们过于夸大某些少数工人阶级的特征，以偏概全地代表所有工人阶级的态度和行为。
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该从那些被大众媒体所抛弃的工人阶级本质，即工人阶级的具体生活，去寻找工人阶级态度的核心，而非大众媒体对工人阶级强加的样子。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的态度体现在他们对工作、婚姻、家庭，习以成俗的看法和一尘不缁、照例下去的行为之中。霍加特并不一一列举这些工人阶级的某种观点和态度，而是说明这些态度形成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实际生活，同时，在这些微小的生活事件中，尽显工人阶级的态度和观点。霍加特以他的祖母为例，生动描写了“旧”的态度，“她保留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语言的活力、偶尔农民式的幽默，她有着她的孩子所没有的力量，因为她的孩子正朝着复杂而又城市化的‘松软’的东西走去”①。新的态度表现在，“拒绝相信任何价值，因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可被怀疑的”②。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而又缺乏责任感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这样一个“金钱包裹的世界”失去信心，并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沉迷”,对改变现状缺乏热情。工人阶级原先朴素的进取意识，变成了冷淡主义，“所有的价值均等，不存在真正的价值”①,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社会道德意识逐渐缺失。
在大众文化的糖衣世界，工人阶级的态度发生了新变化。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在商业文化的簇拥下“乐于从外界世界寻求乐趣”,但是他们对这样的世界又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和缺乏尊重感”②。于是，“积极的犬儒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随之出现。所谓“积极的犬儒主义”是指，“这种犬儒主义以自我保护为目的，而非一味地顺从”③。在面对这个“棉花糖”世界时，他们并没有产生“理性的怀疑”,而是单纯意识到这里隐藏着“欺骗”。于是，他们产生了一种“没有张力的怀疑”,而“怎么都行”“那又怎样”“有什么用呢”“谁会在乎”如此之类成为工人阶级的口头禅，“厌倦”的情绪、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围着失去主体意识的工人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