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或称为文学批判在整个霍加特的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且始终是文化实践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文化被圈定在文学、艺术、宗教的范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都试图探讨作为艺术文化的抽象理论。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人们试图寻求理性之光来驱散宗教的愚昧和封建主义的特权。“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文化’属于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①文化成为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众多学者对文化的现代性嬗变产生疑虑，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
文化批判并不是从霍加特开始的，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他们就已从文化的视角展开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20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以文化批判作为标志性特征而享有盛名。然而，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以霍加特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停留于为了批判而批判的理论研究，而是转向了文化的具体指称，深入更加微观的层面来透视文化和审视社会。霍加特的这一思想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这一语境具体体现在文化呈现出现代性嬗变。霍加特试图以文化实践立足的对象——具体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探讨现代性文化特征，文化实践的对象实现了文学批判到文化研究的深层跨越，而这种跨越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实现了文化研究对象的转变。“它对很多学者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对现代性社会定义和构建权威知识的理论架构提出了巨大挑战”①。霍加特对现代性表现出的大叙事的文化、规定性的文化有所不满，试图以文学研究为文化研究的开端，尽显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文化现代性的嬗变
面对不同文化观念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文化现代性的嬗变，霍加特以深刻的洞察力反思现代文明的进程，深入分析了文化的复杂性、历史连续性，并积极应对文化现代性呈现的新变化。
尽管文化一词自古存在，但对文化规定性的反思却是伴随着现代性产生而出现的。在现代性社会，文化具有现代性的内涵，体现出科学性、普遍主义、真理性、人性一致性、世俗性的特征。在霍加特看来，文化有着历时性的特征，文化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文化的现代性嬗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它包含着冲突、矛盾、对立、反抗和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霍加特看来，现代性的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性在于书写大写文化或高级文化绚烂的篇章，指向威权文化行为或称为文化精英所创作的文化；另一方面，在现代性所营造的文化商品化的时代中，按照资本逻辑的发展，以数量而非品质优先的文化生产，正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文化价值无涉的社会，呈现出高级与低级无差别的同质化过程，使文化具有价值指标的作用不值一提。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矛盾正体现出了文化现代性的特征。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者以文化“不宽容”的态度，排斥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将文化的范围、内容、形式严格限定在他们所认可的范围之中，对底层人民的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性随之产生的大众文化要求去合法化。另外，“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①,现代性的运转呈现出资本逻辑的运行，而现代性的文化也难以幸免，必然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文化工业化、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成为现代性文化运行的总体方式。霍加特提出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矛盾正体现了文化现代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