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谁也无力改变的事实是，在现代性的语言活动中，语言正侵入一种介质，它将替代不同发声者的音色，用一种匀质而空洞的腔调通过现代传媒的高科技响彻整个语言世界。整个人类世界连同它的发明者一起陶醉于商业文化中不能自拔。话语的中介性问题对于现代性社会尤为突出。为此，霍加特所探讨的话语，是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的问题，是对话语社会维度的分析与诠释。他更强调的是阶级话语、话语权力、话语与阶级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话语在现代性社会中明显地表现出间接性的特征。霍加特十分重视思考话语中介性的问题，认识到新时代大众媒体对话语的干扰问题。他试图回归语言生成的实践本性，恢复语言健康的发展。与本雅明相比，霍加特不但承认语言的直接性，同时也承认语言的间接性。借用黑格尔的观点，“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①。直接性即一事物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和内在规定性；间接性即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制约性和依存性。话语同样如此，既有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和特定的规律性，又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对于现代性社会来讲，话语的间接性表现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霍加特进一步分析了话语生成的中介性因素，为明确话语实践的方向做出了必要的准备。这些中介性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霍加特认为话语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之间会产生共变关系。霍加特深刻地批判了文化商业化造成的语言衰退现象。例如，霍加特对现代社会中“清教徒”一词发生的语义变化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清教徒”一词在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唯心主义的反享乐主义，“在今天的英国和更长的一段时间，‘清教徒’已经被延伸为对任何愉悦的反感，尤其是对性的反感”①。霍加特认为现在的许多人在理解爱情的含义中，包含着对“清教徒”的曲解，“这是一条语言衰退的道路”②。在霍加特看来，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促成了语言衰退的发展。因为，文化的价值问题受到了商品价值系统的控制和操控。商业文化“承认价值无区别，并断言因为生命短暂，所以，艺术没有必要长时间学习。在商业化的选择下，民粹主义、消费主义、重商主义也可以获得与艺术同样的效果，可以与艺术共栖”③。在此情况，霍加特主张维护文化的本真价值，强调文化价值对社会价值关系的独特导向作用。
第二，话语与阶级的关系。霍加特强调语言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每个人所继承的语言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作用”④。霍加特深入工人阶级生活，挖掘工人阶级特有话语习惯、口头用语，彰显出工人阶级富有弹性文化的特点。霍加特认为阶级是对相同生活经历、生活经验产生共同感受的群体，阶级不仅作为经济范畴、历史范畴，也应当放入文化生活的范畴。他认为一个阶级的文化来自所在阶级具体的生活经历，人们可以从这一阶级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生活习俗所形成的文化感受到阶级的存在感。话语体现了具有相同生活经历或生活经验群体的日常活动。霍加特认为文化应更具包容性，不只是某一阶级的专属物，不同阶级都应拥有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他将文化作为实践活动，认为不同阶级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参与不同的实践活动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应更具多样性，尽显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同侧面。霍加特以“自下而上”的阶级实践开启了对文化旧秩序的批判，以阶级实践的角度展开对文化的重新审视，从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进行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