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和相对主义试图遮蔽话语实践者自身的建构意义。在他看来，精英主义者经常利用新教伦理和中产阶级的文化教养来教化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往往找不到文化的自我存在感和认同感，因为这种文化缺少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产物、脱离生活的产物。霍加特反对精英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外部教化，并认为这种教化的目的在于麻痹人们的阶级意识，使人们失去了自主的判断能力，他写道：“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没有参与性的、激发思考和讨论的东西。”①霍加特深刻地意识到话语实践与教化之间的区别，认为英国目前的某些教育体制是对个人创造力和判断力的扼杀。
霍加特对现代性催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们急需摆脱现代性这样一个极度空虚、迷失自我的世界，重新回归“真正人民的世界”②。大众文化均质化的发展不仅是对话语多样性和具体性的遮蔽，更是对某一文化所代表主体性的威胁。霍加特认为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商业文化都属于“加工”文化，是一种外来植入式的言语表达。他强调话语自身内部的发展和话语使用者自我意识的真正解放。
为此，霍加特强调了恢复话语的使用性。他一再强调文化主体的文本批判意识，倡导“语言的使用”"识字的用途""文化的用途",而"用途"本身即代表了对文化的积极关照与参与，科学合理的文本批判有利于文化生成的良性发展。正如伽达默尔所讲：“不仅世界只有在它进入到语言的范围内才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显现在世界中才具有真实的存在。”③霍加特以话语实践为核心，引领人们再次走向日常生活文本，文化客体不再是亦真亦幻的虚拟世界，而指向了人们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实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从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商业文化所造成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向主客体的统一和整体文化生成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霍加特的话语实践优化了文化结构，使文化不仅存在于表征系统之中，而且作为实践系统获得更为丰富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霍加特力图通过话语实践探寻文化生成的生命意义。他的文化内涵中体现着文化生成的生命意义，而话语实践正是文化生成生命意义的具体展现。他对话语实践的思考体现出对话语多样性和内在规定性辩证意义的探寻。霍加特从话语特征探究文化的生成，以普通文化实践者自身言说艺术、陈述方式、阅读经历来展示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创造，从而打破传统文化、现代性文化的话语形式对普通文化实践者的限制和束缚。
(二)关注话语实践的中介性
霍加特认为，话语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充满了复杂性，尤其是现代性社会，这种关联体现得更为复杂，在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链条中，把握其存在的关键性中介因素对于文化研究非常重要。
对于话语的中介性来讲，值得关注的是本雅明(Benjamin)提出的语言的非中介性。本雅明的用词经常出现诸如：纯语言、神性语言的说法。不得不说本雅明的纯语言还是一种伊甸园式的言语活动，是一种依附于神性与宗教的语言。虽然本雅明试图通过纯语言的魔力驱除人类语言的堕落，反对将语言工具化和知识化，尤其针对资产阶级借助工具语言剥削统治人民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却将语言全然形而上学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语言的内容与意义得以真正统一。本雅明将语言与宗教放置于很高的地位，并将两者关联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本雅明的用意，他强调神性语言的作用力为的是突出语言活动的直接性，而非外界力干扰下的语言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讲，霍加特与本雅明对于语言的理解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可语言的直接性，但是两者所获取的直接性的来源却大相径庭，前者依托于文化主体话语实践的过程，后者将语言擢升到神学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