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号角已经响彻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来势汹汹地席卷着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我们无法逃脱它的笼罩。最为显著的表现是现代性话语形式的新变化，原先带有明显地域风情和生活特质的话语被这股浪潮冲击得无影无踪，话语的使用不再指向特定的人群，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引用当下最流行用语的聚集地。在以现代性为语境的固定形式的话语传播中，霍加特转向话语多元性的发展，将话语置于栩栩如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突出“生活特质”话语实践。正如《圣经》中永远不可能竣工的巴别塔所指的那样，人类的语言充满了丰富性、差异性、异质性。在现代性社会中，搭建新的话语实践模式成为霍加特文化实践最为倚重的力量。
霍加特认为，在现代性的话语活动中，话语的实践本质、话语总体性的发展，不断地遭受碎片化、同一化商业用语的覆盖，不确定的他者、外来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特征。话语的历史语境被忽视，致使总体性的话语特征丧失。霍加特试图回归话语的实践本质，恢复话语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他立足于文化实践本身，将新的话语特征作为文化实践的微观缩影或者微观模型，从话语内部深入探讨文学与社会、文本与社会、新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应用话语的实践本质、中介性促进文化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为文化实践的有力施展提供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一)正视话语的实践本性
霍加特把话语实践作为文化解读的方式，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和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体现出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内在规定性、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前面所言，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特权文化、相对主义同质文化，正是对话语实践本性的遮蔽。霍加特倡导话语的实践本性其目的在于消解孤立、特权的文化，抵制文化的平均化、同质化，强调内在于生活的文化，突出话语实践的建构意义。
第一，霍加特认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试图消解普通话语使用者的主体性。话语使文化构成为意义单位，不同类型的文化观所主张的话语权大相径庭。霍加特深度剖析了阶级与话语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话语权掌控在他们自己手中，以精英话语的特权和强权剥夺普通人民的话语权。霍加特将文化的动力机制——话语实践——作为批判精英话语权的利器，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具体性，深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以工人阶级特有的言辞肌质、生活图像、观点态度，为工人阶级争得一定的话语空间。
同时，霍加特反对过于强调边缘主体的话语权。话语使用者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对专制文化的消解和文化多样性的促进有着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边缘群体的力量，主张文化的绝对平等和片面凸显文化异质性的发展，容易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霍加特主张话语多样性发展，与过于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有着本质区别，他力图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精英人士等其他话语实践者一起构建文化的共同体。
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霍加特更加强调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结构主义关注语言的生成问题，试图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挖掘语言内部的深层结构，强调结构作用和意义。霍加特也强调话语的客观性和内在的规定性，但他将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于经验生活之中，主张只有在属人的世界，话语才有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