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霍加特试图寻找文化的本性问题，而文化的本性就在于人的生活本性。他反对文化离开人的生活世界而固守于自给自足的系统，反对精英分子提倡文化内涵和文化主体的“超越”性，力图将文化与人的存在内在地关联在一起。任何文化都不是“超越”的、与人的存在无关紧要的演绎体系。相反，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通过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加以理解和创造。霍加特倡导文化的实践意义，将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归为人的实践活动。
由此说来，霍加特倡导的文化不是一种追求超越的或普遍化的文化，而是关注具体生活情境的文化，关注不同的文化事件的文化。同样地，文化的意义也不是为了寻找“超越”的意义和价值，而是着眼于人的具体生活，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关注文化具体事件的文化价值意义。
另外，当精英主义者不加根据地痛斥工人阶级“道德败坏”时，必然站在了他们主观的道德立场，以精英主义特定的道德标准评判工人阶级的行为方式。阿诺德和利维斯将“道德”与“文化”之间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看来，唯一正确的道德观即是精英主义的道德观，它是高尚的，是其他阶级都无法比拟的，代表着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且，他们一度将唯一的道德标准作为维护精英主义文化的工具，利用“好与劣”的道德判断对文化划分等级，对人划分等级，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并非像阿诺德、利维斯所描述的那样——是最不道德的人群，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他们自身的道德准则，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们的道德水准并非在以高尚道德自居的精英分子之下。精英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道德原则并不在于启发国民的道德美感，而是暗中执行着一项愚民政策。
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最大的兴趣并不在于文化本身的探寻，而是试图引导人们对文化的虔诚追求。而阿诺德对文化的虔诚和文化唯一道德源泉的追求则来自对昔日牛津的迷恋，他曾这样写道：“我已经完全置身于牛津的信仰和传统中了。”①即便1869年牛津运动失败，以及当时牛津完全成为精英贵族家庭纨绔子弟的专属地，呈现出的是精英贵族奢侈浮华的生活。这些精英贵族子弟往往凌驾于公平道德之上，利用自己阶级的优越感和特殊性，掩盖他们的纨绔行为。然而，阿诺德还是不遗余力地维护旧日的牛津。在他看来，牛津代表了人类追求美好道德努力的方向。他提倡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美学道德”,为文化加上了道德的风向标，以此强化文化和阶级的等级性。
利维斯同样以居高临下“大”文学的道德标准对工人阶级文化嗤之以鼻。在他的《伟大传统》中，只有像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几位小说家才有资格列入“伟大传统”的名单。利维斯以自身的道德评判标准衡量文化的优先性，将“伟大传统”抬到君临一切的高度，将文学批判建立在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实际上，这种“伟大传统”仅代表着利维斯的个人趣味。他企图借助道德具有的社会舆论，为“伟大传统”赢得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利维斯意欲利用道德大厦，将他选取的“大”文化原则作为教育和引导普通人民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他利用“大”文化的教化和道德功能，实现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英国批评家弗朗西斯·穆勒恩对利维斯这样写道：“就其核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①利维斯正是用“大”文化的道德唯一性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文化旧秩序，维护精英主义者即将失去的文化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