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文化精英者利维斯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①。利维斯定义的文化特指优秀的文学作品，将文化的主体局限于少数的高雅人士。在这样的文化理解中，文化纯属统治阶级的附属物，被视为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产物，显示出精英人士超越普通民众的文化优越感，只有这些少数人可以生活在文学王国之中，也只有他们具备欣赏伟大的优秀作品的能力，他们是这一时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
此时，蛰伏于英国传统文化批判中的另一种文化思考开始出现，它从抽离人的生活走向关注人的生活，从抽象现实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探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问题首先发轫的就是霍加特，他一举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挑战了阿诺德的文化立场，将文化代表“最好的思想和言说”使之具体化和赋予内容。他认为阿诺德所指的“最好”是一种空洞概念，没有任何实质的所指和意义，强调文化所指的“最好”并不在于它的“超越”意义。在霍加特看来，传统意义的文化势必会进一步再生和强化社会划分，而不会超越这种划分。然而，阿诺德试图利用“超越的”概念使文化摆脱社会等级的束缚，这只能是一种假象。
霍加特认为文化不是纯粹的理性，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文化的主体并非只是给定的少数精英分子，应当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一样，霍加特“注重赞美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极力证明社会主义中存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但实际上应当被放置到左派政治斗争最前沿的东西”①。他反对自上而下文化的“超越”性，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被精英分子贬低的工人阶级群体作为文化成员的一部分，使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工人阶级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在现实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超越”概念也越来越违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文化自古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奖学金男孩的出现”,一部分有着工人阶级血脉的年轻人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之后，他们自发产生了一种阶级地位与所受文化之间的冲突感和疏离感，因为这种精英式的教育与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大相径庭。正如霍加特所述“他们被迫陷入两种不同的世界”,接着他这样描述了关于“奖学金男孩”的经历，“几乎每一位获得过奖学金的工人阶级男孩，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发现童年塑造的他们与现在所处环境的他们发生着剧烈的摩擦。他们存在于两种文化的摩擦点上……往往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逐步切断了与原先群体的联系……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阶级——至少在精神上。而在另一阶级，他们同样是不同的，有着过度的紧张和深深的伤感……他们是可悲的，也是孤独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发现很难与任何一个阶级建立联系”②。于是，霍加特、威廉斯不约而同地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为他们从小就熟知的文化给予辩护。
霍加特和威廉斯相继出版的《识字的用途》和《文化与社会》有着诸多不谋而合的观点，威廉斯对这种相似性曾发表评论，认为将两本书相比较和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遇见了共同的情形，而非我们彼此相识。可以看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历之下，才使得像霍加特、威廉斯等具有相同背景的文化学者，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并对文化的超越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超越的”文化概念越来越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时代发展造就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