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1956年以来危机四伏的英国社会问题，即表现在“停滞的工人阶级运动，冷漠的选民，知识分子退出政治舞台”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而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嫁接到本土的问题，而更像是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过程”。②诚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重大断裂，使兴奋的预言家们看到新的全球文化。”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以上各种历史现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此，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本着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历史状况的分析，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试图寻找适合英国自身发展的道路，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新左派活动家试图创造一个植根于英国传统，但是不停留于过去的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确立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和文化变化的政治。”①由此可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物，或放置于第二位，作为对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而已。相反，他们将文化作为开辟“第三条道路”②或“第三种政治空间”所倚重的重要对象，探究现代社会新与旧的断裂，寻找救赎现代社会的力量。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它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由于第一代与第二代有着某种程度的代际差异，在这里主要围绕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性展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独特性之一，文化是平常人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探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作为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霍加特、威廉斯共同挑战了阿诺德、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试图为阿诺德“最好的思想和言说”——抽象文化——赋予内容和使之具体化。文化的特权观念强化着阶级结构，促使社会的分化，而不是超越这种分化。霍加特认为在文化的传统定义中，掩盖了工人阶级实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价值。他倡导文化概念向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延伸，重新设定文化的现实而非抽象的状态。如同霍加特一样，威廉斯在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中，采用艾略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概念，“强调文化的社会性：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①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记录中，以平常人的生活经验、价值诉求、行为方式书写历史，而非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概述或名人传记的集成，挑战了“被利维斯奉为圭臬的狭隘的精英文
化观”。②包括第二代新左派的霍尔，在大力发扬第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文化是平常人的”基础之上，既反对过度赞扬高雅文化，也反对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文化毒瘤，提出关键所在在于文化的分辨能力。尽管英国新左派之间存在内部分歧和代际差异，但是对“文化是平常人的”观点殊途同归。英国新左派所关心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精英文化，而在于走进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启发人们对日常事物思考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