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古希腊文化思想的繁荣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古希腊发达的工商业经济首先创造了文化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正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奴隶劳动创造出了大量的剩余产品，才使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劳动而有闲暇专事文化创造；也正是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才使奴隶主阶级有能力来支持文化事业，从而促进希腊文化的繁荣。其次，经济的发展还深刻地影响着古希腊人的社会心理和认识能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海洋地理环境，希腊人形成了外向、好动的性格，形成了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以及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和易变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心理就是指由于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崇尚自由、要求平等、主动竞争和积极进取的心理素质；为史学家称赞不已的雅典人的自由开放、求知进取、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便是这种社会心理在文化创造中的体现，它鼓励人们参与各种竞争活动，激发人们的竞争能力，并成为希腊文化繁荣发展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同时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希腊人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思想进一步解放，认识事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对迷信的破除和对自然规律与社会现象的探索也进一步深入，而这些都为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三）宽松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古代希腊盛行城邦制。当时各地的城邦数以百计，[3]各个城邦之间彼此独立，城邦内部大多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城邦公民集体专政是城邦的基本特征。希腊这种多元的政治结构给希腊人带来了民主、宽松和自由的社会生活，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4]。毫无疑问，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推行为古希腊文化思想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雅典对希腊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最大，我们可以以雅典为例来进行分析。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在公元前6世纪经过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后确立了民主政体，设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等民主机构。尤其是“贝壳放逐法”的创设，不仅使危害民主制度的人和事得到及时处理，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保证了城邦公民民主自由的地位。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了“黄金时代”，它使“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5]，它使一切官职向各个等级的公民开放；在当时，选拔公职人员，各个等级的人都是平等的。[6]虽然雅典的民主制度只限于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奴隶排除在外，但在那个时代，与其他统治模式相比，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它深深地激发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在关键时刻捍卫祖国的利益。同时，这种原则也充分反映在文化生活中，使广大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的同时，不断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许许多多的文化领域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努力地追求文化的最高境界，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此外，城邦的民主政治还直接带来了城邦的开放政策和学术自由品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就是“对全世界人民都是开放的”[7]城市。“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8]这里伯里克利所说的“产品”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诗歌、音乐、艺术等精神产品。民主政治还直接催生了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品质。在雅典，每个人都可各抒己见，不同学术派别也可同时并存，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总之，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为希腊人向世界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还直接为希腊文化的繁荣和多元化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四）影响深远的海外殖民活动
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向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史称“大殖民时代”。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构成了古希腊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的大殖民活动主要出于如下两点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希腊人使用铁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引发了希腊城邦内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一些因土地兼并而破产的农民与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贵族，迫切渴望到海外去寻找“乐土”。二是人口增加而耕地不足，希腊人需要到海外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希腊各城邦国家大力推动海外殖民。古希腊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对希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大殖民活动扩大了希腊人的生存空间，增加了他们对世界各地的认识和了解，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第二，大殖民活动扩大了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的交往，增进了文化思想的交流。第三，大殖民活动有力地塑造了希腊人的开放心理。
（五）丰富的外来文化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每种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成史，它主要是由内部因素所促成，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古希腊文化同样也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古希腊的经济是开放型的；与经济开放相辅相成，古希腊的文化也体现了开放的精神，更善于吸收外来异族文化。
这种吸收首先体现在古希腊人盛行游学之风。由于地中海沿岸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希腊文明初期甚至更早的时代就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这就使得古希腊人一开始就可以从异族文化中吸取营养。于是早期的许多希腊学者纷纷游历本土以外的广大地区：著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年轻时就游历了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各国、巴尔干半岛，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作了详细记载；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不仅到过埃及，还对金字塔所在的异国风情作了记录；此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都到过许多地方，这些学者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不断地吸收各地区的先进文化，从而使来自东方的哲学、诗歌、音乐和艺术等精神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希腊人生活并逐渐被融合在希腊文化中。
其次，古希腊人善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加工与创新。古希腊人对埃及和亚洲西部古文明的接纳，并不只是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他们能推陈出新，在雕刻和陶器制造方面就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祖师。他们所制的陶器和金银用器，其精美程度在古代世界上堪称一流。尤为突出的是对腓尼基文字的改进。腓尼基文字最初是由腓尼基人发明的，是“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字母”，希腊人在对外交往中学到了它并将其进行不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希腊的文字字母，古希腊人在吸收外来字母并发展字母文字方面为西方各国乃至全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