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8)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唯心论体系的哲学家。他汲取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在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并开办了著名的“阿卡得摩斯”(Academy)学园,从事讲学和著述。这个学园后来影响很大,几乎存在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在个别事物和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作为万物本原的实体,即永恒不变的“理念”。“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而个别事物则是“理念”的“影子”或者“摹本”。因此,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的感觉虽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感觉是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所以不可能是真实的知识来源。真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理念”,而要获得“理念”,必须通过辩证思维“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逐步上升为绝对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这是宇宙最高的和最终的目的,也是一切知识和真理以至于一切存在的本源。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在进入肉体之前和理念住在一起的灵魂,本来是能够认识的,可当灵魂进入肉体之后因受到肉体的蒙蔽而暂时地愚钝了。因此,认识并不是获得新知识,而只是“回忆”忘掉的旧知识,似乎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了的;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闭目塞听的灵魂“回忆”的过程。柏拉图将其唯心论哲学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国”学说。由于柏拉图的“理念”与一神教的“上帝”观念颇为相近,再加上他晚期极力宣扬灵魂不朽的观点,所以他的哲学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影响很大。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登上了希腊的历史舞台。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写了大量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以及动物学等门类。据说亚里士多德喜好在林荫道上漫步讲学,所以他和他的弟子便有了“逍遥学派”之称。与其恩师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注重具体和实际的东西,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观点。有人批评他有悖于师教,对此他回答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哲学观点上,亚里士多德有力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真正的“实体”不是理念而是具体事物,“脱离个别,事物就没有什么可以存在”,进而指出,认识也只能从外界相对产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他认为物质只是一种消极的可能性,唯有形式才给予物质以积极的现实性。他在解释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时,承认它们都具有相对性,比如砖瓦,对房子来说是质料,对泥土来说却是形式;房子对砖瓦来说是形式,对整个一片房子来说却是质料。依此类推,一直推到最后,必然有某种纯形式,它将不包含任何质料,是运动的最后根源,不动的推动者,所谓“第一推动力”,那只能是神。因此,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后来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并不是偶然的。
在其“形式论”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建立了他的“四因说”理论。他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就必须在事物内部寻找原因,而决定事物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归结起来有4个,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就是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形式因就是指事物的形式结构;动力因是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的形式结构的力量;目的因则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形式所追求的原因,也就是某一事物为何存在的“缘故”。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虽然在逻辑上不太严密,但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关认识事物的完备学说,是一块坚实的认识论基石,后来西方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的种种学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上的。
基于“形式论”和“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社会学说和伦理思想。在他看来,贫富悬殊是引起社会动**不安的根源,只有“拥有适度财产的”中等奴隶主“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由他们执掌政权,建立一种能够照顾到贫富两方面利益的“共和政体”,方能使国家得以安定。亚里士多德这种政治主张与他“中庸”的伦理观是一致的。他一再强调,“中庸”即是毋过毋不及,即是平等或均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就有了社会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对西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特别大,他的哲学思想在中世纪被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作为理论依据加以阐释,并和基督教神学融合为一体,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统治欧洲精神文化达数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