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最早的历史作品是《年代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最初是用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来表示年代，因每个任官的名下都记有在其任职期间发生的事件，这样编辑起来的文本就成为简短的编年记载。公元前2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首推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前118），他在漫游各地和利用罗马国家档案库材料的基础上，写下了40卷本《通史》，主要叙述了布匿战争以及罗马在地中海东部所进行的征服。《通史》保留至今的是前5卷，其他各卷只有一些残片传下来。波里比阿被誉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在西方史学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在非史学家所著的史学著作中，最著名的是西塞罗的《布鲁塔斯》和恺撒的《高卢战记》与《内战记》。西塞罗的《布鲁塔斯》一书共罗列了希腊罗马雄辩家达两百多人，可作为一部独特的史学著作看待。恺撒的《高卢战记》与《内战记》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研究罗马史、高卢、日耳曼人历史的珍贵史料。
罗马史学最有成就的是在帝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史学家和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而代表当时史学最高水平的是三大史学家，即李维、塔西佗和普鲁塔克。
（一）李维对天命史观的“妙用”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是最具学者风范的一位史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曾担任屋大维的孙子克劳狄的老师。李维花费了毕生的经历写成的《罗马建城以来史》（简称《罗马史》）叙述了自公元前754年至公元前9年的罗马历史。该书共142卷，但至今只有36卷左右存世。李维写史的目的，是力图通过他的著述来披露罗马社会滋长起来的不良弊端，唤起人们对昔日罗马建国的艰辛与光荣的追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因此，书中充满了道德说教、复古主张、爱国思想和对共和制度的赞扬。他的著作文字流畅，辞章典雅，叙事描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且旁征博引，史料十分丰富。但李维的历史观中带有浓厚的“天命论”色彩。他认为罗马民族的一切行为都是“受之天命”的行为，罗马之所以统治大半个世界，就是因为“天命使然”。所以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著名政论家和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曾评论说：“李维能借古代历史激励当时罗马的人心，真可谓是罗马唯一真正懂得历史之妙用的史学家。”
（二）塔西佗的历史批判精神
塔西佗（约55-120）出身于贵族，曾担任理财官、审判官和总督等职。在政治思想上，他是共和思想的最后代表人物。其流传于世的作品共有5部：《演说家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其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历史》共12卷，主要记述了从公元69年到公元96年的历史。公元105年该书的出版引起轰动，使塔西佗一夜之间成了和李维齐名的大史学家。因为此书叙述的正好是“弗拉维王朝”时期的事实。这一时期相继有三代昏君或暴君（韦帕芗、第度和图密善）当政，由于塔西佗大量揭发了弗拉维王朝的黑暗内幕，同时又竭力主张恢复罗马建国初期的刚健精神，再加上他文笔简洁明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罗马人的普遍心愿而受到欢迎。《历史》代表了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史学观，而这种史学观在塔西佗之前是极为罕见的。古代史学家写史，大多都是歌功颂德的，不是为本王朝就是为本民族，唯有塔西佗的《历史》在批判和揭露，这种史学观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开辟了一个新的史学天地。
（三）普鲁塔克对英雄史观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