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最初主要体现在艺术与建筑上对古典风格与现代模式的历史突破上，然后逐渐扩展到文学、美学、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领域全面出现了对既有模式批判与革新的倾向，后现代主义开始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的标志是利奥塔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从利奥塔开始，后现代思想家开始对现代进行全面反思，同时提出相应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理性的失误在于帮助科学取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的表现是科学利用哲学式的“宏大叙事”方式制造了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和知识统一性的神话。这两个神话一个代表了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一个代表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两个国家所创造的两种理性神话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33]针对这个问题，利奥塔主张用“细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具体学科的学科话语来代替所谓哲学的通用式话语，从而限制理性与科学的混合使用所带来的科学取代思想，工具理性主导人的整体思维。此后，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继续了利奥塔式的后现代思考：“福柯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代替对理性、社会和人的一般研究。德里达从语音与文字的对立入手，解构理性主义传统。他和其他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用写作过程代替意义的分析，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代替主观客观的关系，用文本的阅读代替真理和实在的性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独特写作风格和阐述的主题和角度。”[34]总体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元叙事危机与语言游戏说，死亡情结即终结论，如哲学终结论、主体终结论和真理终结论。”[35]
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到现代已经半个世纪。50多年来，后现代主义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首要功绩是唤醒了人们对现代化的迷信。后现代主义者近乎极端式的观点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述方式，甚至通过怪异的所谓后现代行为艺术，吸引了尽可能多观众眼球的同时，也让人们透过近乎荒诞的形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者揭露现代化弊端的苦心孤诣。这也是前期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于是他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理论构建，那就是在经过批判发现现代化问题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去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出路，因此开始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方面由大卫·格里芬创立的后现代世界中心和小约翰·B·科布与大卫·格里芬共同创办的过程研究中心作出了较为前沿的探索。前者主要工作是“发起一项合作研究，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有力根据，并描绘出一个现实的后现代世界秩序的景象”[36]。后者主要是以对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研究为特点，将后现代主义研究与社会发展前沿问题相结合，比如近年来结合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问题，积极参与推动生态主义理论的探索及其与现实的社会发展问题结合研究。因此，后现代主义在当前仍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思潮，由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一思潮也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
[1]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下），董仲瑜、施展、韩炯译，473页。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244页。
[4]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李常山译，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